对价值的判断是我们最核心的依据, 不管用什么具体的工具和方法,整个市场确实处在严重低估的状态,在这点上没有分歧。只是有人担心会更低,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更低,什么时候会由低转强。
我相信股票市场的均值回归,除非崩盘,否则股市一定是上下波动的,严重低估时最后一定会回到均值,严重高估也会回来,我们不知道的是所谓拐点,但我也不认为拐点是可以捕捉到的,不寻找拐点并不意味着你不行动。
总体上,我们整个投资团队在当时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分析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更多是基于长期资产配置理念的一次操作。
中国基金报记者:当时,股市很低迷,恐慌情绪弥漫,上证指数一度击穿1000点,有人看到500点,甚至有股市崩盘的说法,社保基金每年要公布年报,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之下,当时提出加仓压力大吗?
李克平:我们肯定有压力,但没有来自上级的压力。国务院以及监管部门给理事会的压力也不大。
理事会成立之初,有14位理事。按朱镕基总理的要求,理事们都是财经战线的老领导,比如袁宝华、李贵鲜、陈锦华、经叔平等老同志,他们德高望重,都把社保基金视为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事业,很关心,也很支持。像袁宝华差不多九十岁了还坚持参加理事会大会。他们也很开明,有远见,要求我们在投资上,要着眼长远,不要有短期行为。
理事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刘仲藜理事长在社保基金之前的管理岗位上,工作非常细致。在社保理事会,他主要把握大的方向,对具体工作很放手。接任的项怀诚理事长也非常开明,决策很有魄力 。
理事会领导在投资决策上很重视投资团队的建议,给了投资团队莫大的信任。当然,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越大,我们的压力越大,丝毫不敢懈怠。理事会领导很开明,团队很优秀也很拼,所以,我真是很幸运。
中国基金报记者:理事会投委会后来怎么做出加仓的决定?
李克平:理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部门主任和所有理事会领导组成。就加仓的事情,投委会开过多次会议,争议也很非常激烈。
在投委会上,质疑主要有两点:第一、市场会不会进一步下跌,我的回答是不知道;第二、市场低迷的状况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的回答还是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大家很容易认为这时候加仓风险太大,这是一个误解。
对市场低迷时期风险的判断,是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问题,当市场跌破千点时,市场风险是大还是小,没法用一句话来回答。答案不是YES或NO,因为看对什么而言。
对整体作为一个指数的市场而言,如果相信不会崩盘,这个时候市场风险是得到了很大的释放,风险很小,因此,逆向投资、价值投资者要进场。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时候风险也可能很大,可能有企业在原来估值很高时抵押的东西,这时候变得不值钱了,要补充抵押物或有变现的要求,市场的这种极端压力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的连锁反应,会引发一些具体投资对象出现你想像不到的巨大风险,破产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投资团队的意见很明确,就是加仓。主要分歧是在策略选择上,是一次全部加上去,还是三个月或半年平均加仓。
投委会对风险担心的比较多,最后,项怀诚理事长拍板决定加仓,获得了投委会的支持。在最后的决策中理事长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做了非常正确的判断。
我们开始分步式加仓,这客观上对极为恐慌的市场起到了稳定的作用。当时有引人关注的千点保卫战,监管机关和政府一再表明希望大家买进,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也没有内幕消息,这就是投资的正路。
这是我们团队的一次胜利。理事会的决策程序非常严格,如果没有团队的合作和支持,不可能做出这么重大的决策。这次加仓的资金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种子,1000点的种子,为未来的高收益奠定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成功的操作,让社保基金对配置的理解更加深刻,也开始重新认识国际经验。
国外养老机构都主张长期的战略配置,我们在管理社保基金的实践中,开始更多考虑中国市场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新兴的资本市场,不同于发达国家,股市波动率明显较高;
第二,第二,触发中国股市波动的非经济因素更多;
第三,中国是新兴市场,如果严格按照长期战略配置,不做动态调整,不适合中国国情。
这和资产配置中的纪律再平衡有相像之处,出发点不同,殊途同归。
在股市一片乐观中
开始减仓
中国基金报记者: 2007年,在股市一片乐观情绪中,你们却开始减仓,为什么?
李克平: 2007年,我调任理事会秘书长,后任副理事长,当时主要在党校学习。刘昌林是当时的投资部主任,在一线工作。
2007年上半年,市场疯狂上涨。刘昌林与投资团队对市场风险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五一”前后,刘昌林就跟我商量过减仓。
随着市场越来越疯狂,8000点甚至10000点的呼声都很高,我们投资团队到各机构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看多的基本上都没有扎实依据道理,都是一种情绪。
当时整个市场的市盈率已经很高,这种非常高估的状态能持续多久,均值回归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当然会有人说,牛市最后阶段的收益很高,不要放弃,但理事会是养老金的管理者,是审慎的长期投资者,不追求太高风险博来的收益,不能那么贪婪,不能追求买到最低点卖到最高点,实际上也没有人事先能够预知所谓最高最低点。 我们只拿有比较大把握的收益,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共识。
理事会投委会批准了投资团队的减持报告,当时上证指数已到5400点。
投资团队制定了明确的减持方案,每周下单往回抽资金,一直减持到十月份,十七大召开前,我们觉得应该停一停,当时上证指数在6000点左右,我们也担心减持会引发市场下跌,一周后上证指数见顶6124点,市场出现第一波调整。
2007年,社保基金获得了43.19%的投资收益。
投资者在贪婪时,非常容易犯错误,总相信自己比别人跑得快,总想抓住最后一波。最简单、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当市场偏离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减仓。在投资上一定要有纪律性,不要抱太多幻想。
行为金融学对理解市场太重要了,大量的行为金融学的概念、案例,在整个金融领域的运用是非常有效的,人性的弱点在金融市场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