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教育是很多问题的根源 也是解决问题的希望

“我们这一代有改革情结”

　　钱颖一回忆自己“没有念过完整的小学和中学，“文革”的时光绝大多数被荒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了我们一些批判性思维。”

　　高中毕业后，他在北京郊区的密云县度过四年插队时光，下乡时他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英语和数学。

　　“投入、专注、执著”，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钱颖一常想起年少时挖何首乌的场景，“刚开始看见何首乌的头部时特高兴，但是如果急着拽出来，弄断了就没了。但是你别弄断，大头在里面呢。”

　　恢复高考后，他考入清华“数七班”，班中最小的同学17岁，最大的31岁。

　　1981年他出国深造，几度换专业，最后定在了改革和发展最需要的经济学上。他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和耶鲁大学运筹学硕士学位，199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转到哈佛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时候，跟我一起出国的同学博士都快毕业了。”

　　“那时没人会那么精致计算时间成本”。他在采访中说。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那是什么事？

　　在新书《大学的改革》中，钱颖一说，他无法改变整个教育体制，但他“可以集中精力于一所学院——清华经管学院。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是个越交往越值得敬佩的人。有一年校长给毕业生讲话说，希望他们未来成为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我想钱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理念不合或者暂时做不到而放弃改革。”彭刚说。“作为教育家的钱颖一比作为经济学家的钱颖一更重要，他很开心。”

　　采访中，钱颖一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引述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讲过的一个故事：“三个石匠在凿石头，别人问他们在干嘛，第一个说我在挣钱，第二个说我在做城里最好的石匠，第三个说我在盖一座教堂。”

　　而这个故事一一对应了他在中国经济学奖获奖讲话中概括的科学探索的三种动机：“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追求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

　　他说短期功利主义不可取，因为急功近利不可能会有太多创造性。在科学探索上，他希望有更高的层次。

　　虽然难以抗拒制度的制约造成的尴尬，但他仍然很乐观：

　　“我很幸运，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我赶上了一段好时光。这些年来我心怀理想主义，尽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在《大学的改革》的引言中，他如此写道。

【对话钱颖一】

“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落后15年”

澎湃新闻：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经历了哪些关键阶段或时间点？

钱颖一：1998年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1998年有两件大事，一是高校开始扩招以及一些院校合并，二是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及启动985计划。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扩招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质量上的诉求，最先支持北大、清华两所学校。

澎湃新闻：在国外求学、教学，当时是否埋下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

钱颖一：还是在2002年以后，就是我到清华担任特聘教授以后。在那之前我也常回国讲学，但是只是到清华当特聘教授之后才对中国教育有深入了解。不过，从2002年到2004年期间，我读了一些有关美国大学历史发展的书。有关（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美国大学的经典著作，都是我在那时候看的。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过，中国的经济改革领先于教育改革至少15年。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少环节我是经历过的，比如国企改革，80年代搞承包制，90年代搞股份制，重组上市。在2004年时，我说过，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要落后15年。我专门举了建行的例子。建行最初是专业银行，后来是商业银行，后来重组上市了，它有一个改革过程。但是大学没有这个改革过程，体制上还跟（20世纪）80年代时的体制差不多。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来改变治理结构。但是大学不能引进外部投资者，大学也不能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