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走上了邪路”
初中生杨玲玲的文学讲座都办进大学了,但在父亲杨建明心里,“女儿走上了邪路”。
即使是公开场合,这个48岁的乡村修理工也不留情面。在一次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他怎么看女儿写作,他直言“很气愤”,一脸阴沉。
思想传统的杨建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写作是零食,学习才是主食。”他本不乐意上此节目,只是编导“杀”到他家取景,软磨硬泡说“不去就白拍了”,他才就范,“我实话实说,不替她吹牛”。
这让杨玲玲至今懊恼,在她看来,这本应是一期介绍“天才少女”的节目,却拍成了“家庭矛盾调解”,她甚至在现场顶撞父亲称要退学、专门写作。杨玲玲建议工作人员不要播这些,对方安慰她说“这样效果挺好”。
退学并非气话,杨玲玲这个想法萌生于初二。事实上,相比于在媒体密集露面,校园里的杨玲玲略显孤独。在一些同学眼中,她内向、神秘,看似比同龄人成熟,好友极少,曾一度坐到教室最后一排、独自一桌。连朋友也说,她在班上的存在感不是太强。
文学成果让更多同学愿意与她说话了,但她觉得,这不是“纯真的友谊”。彼时,“玛丽苏”式言情最受热捧,而商战、婚变离校园太远,许多接近者其实并无兴趣。
杨建明对这份骄傲不以为然。在饭桌前,他一边坦言从不夸女儿写作,一边澄清“真相”:女儿并不冒尖,媒体仅是猎奇“小小年纪写成人题材”而已。只上过初中的他认为:“跟媒体打交道,没好处,分心。有意义吗?把学习搞好再说。”
的确,杨玲玲的成绩在中游徘徊,数学“最惨”,好友回忆称“基本是倒数,有时套用公式都不会”,语文虽好,“其实也就作文好一点”。在这里,她没有光环。
与中国大多数中学一样,在那个由3所农村中学合并而成的初中,分数是整个校园的衡量标准。老师将中考挂在嘴边,学生紧张备考,父母追问排名,“所有人好像都在告诉我,读书才有前途”。
杨玲玲接受了这个“丛林法则”,中考前一个月,她走进副校长倪洪亮的办公室求助:某次数学测试,她只考了36分,而满分是150分。
“你一直是拿很多奖状、荣誉证书的,不可能只这点分数啊。”在杨玲玲的回忆里,这名既教数学也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如此欢迎她的“投诚”。
此后每个周五,倪洪亮都会在办公室见到她,对于数学问题,倪一一解答。中考时,杨玲玲的数学居然多了60来分。可这仍不足以扭转败局。
“我不如韩寒那样叛逆。”杨玲玲发现,自己难以在搏杀中胜出,直至一则新闻让她看到另一片战场:从2010年起,四川某“985”高校开招“双特生”,即3个方面的“奇才、偏才和怪才”——“在某一学科领域有特殊兴趣、爱好和特殊专长、潜质的,在某一学科领域开始崭露头角或已取得一定成绩的,对一些冷僻、人才稀缺的学科领域有一定程度深入了解、有一定独到见解的”。
文学使她坚信自己未来可突破分数限制、跻身名校。在孤独的中学里,这被她视为出路。
凭文学求“破格”
这个“偏才”开始发起破格战役。中考前数月,她找到了桐乡市教育局,希望能给“文学偏才”新的升学通道,且此事须“优先解决”,“不要拖到中考结束”。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杨玲玲直到高中开学之后还在坚持着——那时,她已考上某职业高中文秘专业。
“你有犟劲儿,我不敢。”多年以后,倪洪亮与杨玲玲喝茶叙旧,这段往事仍无法绕开:到职高报到没几天,她又去了教育局,说想读普通高中。现今已是校长的倪洪亮不得不向学生承认“你胜利了”。
她确实颠覆了不少人对初中生的印象。当年16岁的她明白教育系统欣赏什么,能自荐文学成果;她也深知官员忌惮什么,会上网发帖,甚至当面拿媒体“吓唬”他们:“上次央视来过,你看着办吧。”
虽然数学欠佳,可这并不影响此刻“讨价还价”:“我想去桐乡高级中学。”“不行,录满了。”“茅盾中学。”“不行。”
“总之要进一个普高,桐乡二中吧。”她亮出“底牌”,教育局领导不置可否。送别时,领导给她塞了50元打车钱。
一些教师惊讶地发现了她的入学方式,在他们眼里,这不是“破格”而是“出格”,这似乎也解释了她为何不断策划着“教育改革”——语文老师联名推荐制,授权语文老师筛选有文学特长的初中应届生,报至当地文联,再由初中向高中推荐特招。“她自己有文学特长,当然这么想。”
在杨玲玲看来,自己已中考结束,这完全是为了“文学偏才”们。像遭遇不公的访民一样,她联系政府部门,寻找人大代表,甚至直接上书官员,称“文学偏才”为“弱势群体”。对方并没给她什么反馈,有的像模像样给了一纸信访答复,说“文学纳入中考加分没有国家规定”,有的劝她好好读书。
“变法”遇冷,但在传媒上,杨玲玲依旧“走红”。高一下学期,她现身东方卫视,即使她的婚恋小说已完工4年多,这仍是媒体关注的由头。节目里,杨玲玲短发、淡妆,火药味十足,自问“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是为了自己,为了成绩,还是为了别人”,彼时,她的高中首次期末考试仅语文、政治及格。
退学写作再次成为杨玲玲的宣言,她的目标是,出版一本书,斩获“硬件”,以此敲开四川某“985”高校的“双特生”项目之门。
两个月后,杨玲玲在中国戏剧出版社自费出版了诗集《树叶与漂流》,花了两万元,印数2000册。质疑她的教师不得不服气,“她的诗确实算好的,反正我高中时候写不出来”。
“小学写婚恋小说”的旧事一路谈到了北京电视台。那时她已是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的两门及格科目又少了一门政治。她不提退学,改称“低头于高考”,“因为我更希望这个体制能考虑到这个群体(指‘文学偏才’)”。
杨玲玲有些遗憾,因为并无媒体愿宣传她的“教育改革”想法。事实上,教育学者普遍认为,中考优惠项目不宜再增加,以利招考公平,若再纳入文学特长,这更无可能。
她办了一场座谈会,试图奋力一击。在桐乡市图书馆,这个主讲者点着5页PPT,讲了20分钟,剩下20分钟由旁听者点评。力邀之下,观众来了不到10人,其中两人是她的亲友。
聚光灯远离了她:媒体报道了两三百字,“杨玲玲”似乎成了要避讳的名字,她没有全名,只剩“小杨”。此时,高考落幕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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