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晋宁征地案深度调查：累积的民怨和粗暴的治理

粗暴的治理

　　村民对征地的抗拒，还有一层现实的考虑：在以蔬菜大棚为主业的富有村，农民在这块土地上的产出，要远远高于被“一锤子”征收。

　　富有村的农作物种植，近些年经过了三次转型：2000年之前，该村主要种水稻、玉米;2000年以后，换成大葱、洋芋;从2007年开始，富有村开始种蔬菜。在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征地前，该村蔬菜大棚的种植面积，已经覆盖其全部土地的80%。

　　这一转型的一个背景，与昆明市各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有关。以前，昆明蔬菜的种植基地主要在呈贡，当地有很多用以储藏蔬菜的冷库。前些年，昆明东城迅猛发展，呈贡的产业面临升级换代，蔬菜基地逐渐南移，晋宁县的晋城镇成为一个重要的接受地。

　　富有村经委主任李学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昆明冷库的50%集中在晋城镇，而该镇冷库的50%，又集中在富有村。

　　李学前说，蔬菜大棚一般一年能种6~8茬，在蔬菜价格好的时候，每茬每亩的收入有1-2万元。“不要说价格三四块，就是每斤两块钱，一亩一茬地收入也有1万多。但在价格七八毛的时候，刨去人工的费用，就赚不了什么钱了。”

　　若按每亩每茬收入1万元、1年产6茬算，每亩蔬菜1年的收入就是6万元。这相当于泛亚这次征地价格的二分之一强。也就是说，这次征地的收入，只能抵得上农民种两年的蔬菜。

　　富有村村主任李加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泛亚的这次征地，上级拨到村里的标准是每亩11.5万元，平摊到该村所有户籍人口身上，每人拿到的补偿金额是4.3万元。

　　此前曾有报道说，“10·14事件”发生的一个背景，是泛亚征地的补偿标准，从原来的每亩11.5万元，下降到每人4.3万元，村民对此不满。事实上，这两个标准是一回事，只不过前者是按征地面积算，后者是按人头算。

　　每年亩产6万元与每人4.3万元补偿之间的轻重，富有村民算得很清楚。他们不接受这样的补偿标准，但现实没给他们留下回旋的空间。

　　2012年3月17日，富有村村委会贴出通告，要村民限期清除地上青苗及附着物，截至期限为3月21日，逾期不清理的视为自动放弃。时限到后，村委会将组织人员及机械对地面残留青苗及附着物进行清理，“所造成的损失由农户自行承担”。

　　早就心怀不满的村民，遇到强硬粗暴的官员，其结果就是酝酿一场激烈的风暴。一位社会学者分析认为，在面临施政障碍时，富有村的基层政权，习惯性地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但在两个互不信任的群体之间，这种方式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这位社会学者说，基层政权的这种选择，暴露了基层治理的重大缺陷。“在遇到矛盾时，不是想办法疏，而是用强制力堵，这说明其在治理的观念与手段上，都离科学性相差甚远。”

　　2012年3月28日，几十辆推土机出现在富有村的蔬菜大棚前，强推开始了。晋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随行的公安民警，与守护土地的农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村民宋青被一位副镇长一脚踢中，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膀胱撕裂;一位村民为躲避追赶，急迫之下掉进了粪池。

　　事后，其中一名受伤村民将晋城镇长杨迎春、副镇长李成林、村支书李吉章和村主任李加明告上法庭，要求这四人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当地法院以明显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村民的大棚最终被铲平，但官民之间的冲突才刚刚开始。村民将自己一方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描述为“惨败”，并将此后的很多被动归咎于这场失利，这促使他们吸取教训，并在今年6月3日和10月14日的两场冲突中“争取主动”，直至“反败为胜”。

可疑的审批手续

　　村民对此次征地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其审批手续是否完备。

　　2012年2月，在村委会广播了征地通知后，就有村民提出要查看审批手续，未果。

　　在村委会要求清除地上青苗及附着物截止期限当天，富有村8名村民到云南省国土厅上访，要求查询被征收地块的审批信息，未获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