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微妙的、隐形的、似是而非的文化差异,不是旅游观光、道听途说就可以体会的。我“浸染”了这么多年,也还是似懂非懂,更别说游刃有余、举重若轻了。
在这个反思过程中,我开始构思一本基于自己留英学习、工作经历的书,试着总结、读解中英文化差异,让国际交流中的人们多些理解、少些误会,多些顺应、少些矫情,多些共鸣、少些纷争。
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看曾国藩的书太多了,脑子里还萦绕着曾文正公的立身三部曲:立德、立功、立言。在英国职场的困境中,我开始动笔“立言”了。
不过我终究不是道德高尚、思行合一的先贤,绝不会以“成仁”之决心而著书立说。在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松动的时代,一个非“网红”、低颜值、无背景的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启迪民智、一呼百应呢?我只是觉得铅印的正规出版物,可能对自己的业务产生一些推动,而且能创新营销方式,毕竟我主攻的市场仍然是学生、学校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圈子。
在我的“国际业务”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下,出书可能是个出路。而六七个月后,当书已经大致完稿之时,我的新任“老板”并没有兴趣以这本书作为项目推广形式的创新。在雇主看来,我触碰了“公”与“私”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