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我院学者不能为名利或政治目的做研究

　　二、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

　　再讲五个问题，希望同志们进一步统一思想，以求共识。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而是党领导的宣传思想的重要战线、学术理论的重要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

　　“三个定位”要求对我院的重要性、地位、性质、任务和作用都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不仅明确了我院的学术性，而且明确了我院的政治性，即我院是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人民做学问的、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坚守党的纪律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坚强阵地、学术机构和意识形态重镇。

　　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

　　所谓“自由撰稿人”，就是不受任何政党领导、不受任何组织纪律限制、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自由文人”或“文化个体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

　　在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虽然有的先进知识分子自称或被称为“自由撰稿人”，但他们实际上是追求远大理想，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鲁迅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离开政治大方向，离开为人民做学问，做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撰稿人”，无论怎样标榜，充其量也都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为追逐个人名利，或为他人所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极端者甚至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要为党和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我院的研究人员不仅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

　　我院的一切研究都要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为党中央的决策服务，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错误言论要敢于发声批判、展开斗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我院工作做得怎样，关键是看能否拿得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这是最高标准，也是最终标准。

　　衡量一个单位或一项事业搞得好不好，是有客观标准的。从哲学上来讲，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要看生产力，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衡量人的认识是否正确，要看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衡量部队建设怎么样，要看战斗力，战斗力强不强、能不能打胜仗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标准。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怎么样，我院工作做得怎么样，关键是看能否拿得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这是最高标准。我院创新工程已经实施三年多了，能不能拿得出过得硬的科研成果，也是检验创新工程效果的最终标准。

　　科研是我院的中心工作。我院整体工作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要看科研工作做得怎么样;科研工作做得怎么样，最重要的要看科研成果怎么样;科研成果怎么样，最重要的要看是不是精品，也就是说是不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质量包括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政治质量是灵魂、根本的，学术质量是基础、主要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办时，总编辑问我办好报纸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最高标准，只有底线要求，就是不能出政治硬伤，在这个政治质量要求基础上，学术质量越高越好。

　　科研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看成果质量。抓成果质量，要处理好四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政治方向与学术内容的关系。作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我院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出精品成果的前提和保证。在我国当代学术领域，许多大师名家，正是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指引，进而找到了指导研究工作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钥匙，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从而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同时，还应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科研人员提供充分的创造空间和学术自由。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倡学术自由，要求大学的研究应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蔡元培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北京大学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出“兼容并包”原则，至今还为人们大书特书。学术自由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贯彻“双百”方针，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良好环境，科研人员可以畅所欲言，各展其长，为党和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当然，学术自由必须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准绳，以党纪国法和道德规范为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不走偏。

　　二是要处理好科研质量与成果数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三大规律，其中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质和量是对立统一的，互为因果、互相联系，又有区别。量是质的前提，如果没有一定量的保证则质无从谈起，质是建立在一定量的积累之上的。质又是量的生命，没有质的粗制滥造的成果，即使再多，也没有生命力，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甚至会造成负面影响。科研工作的效果要通过成果质量体现出来，这就要求必须质量为先。但是，强调质量第一，并不意味着对数量不作要求。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必须做到科研成果的质与量的统一。如果说科研成果质量高，但是一年只搞出一篇或几篇论文，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对科研人员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写不出一篇论文，那就更说不过去了。我们要的是质与量相统一的科研成果。如果科研成果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那么也反映不出我院作为国家队的水平，那就不仅会受到学界同行的质疑，也会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在创新工程评价体系中，既有质的要求，也有量的要求，在数量方面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去年，对进入创新岗位科研人员做出每年必须至少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或出版一部专著的规定，这已经是最低要求了。即使这样，在去年实行时，有的单位提出很多研究人员没有准备，达不到这个要求，党组经过讨论，去年让了一步，今年必须坚持这一条件。

　　三是要处理好研究过程与最终成果的关系。科学研究是一个过程，包括调查研究、搜集和整理资料、座谈交流、学术讨论、学术评价等诸多环节。在这一系列环节中，有诸多的人力投入、智力投入，甚至包括一系列的行政管理投入、后勤保障投入，但这个过程有没有效果，要看最终能不能产出科研成果，如果只有过程却没有成果，那么这个过程是徒劳无功的。当然，没有过程，也就不会有最终成果。我院推进创新工程，建立了报偿制度。智力报偿包括过程报偿和目标报偿，过程报偿是支付给一切参与科研过程人员的智力成本支出，当然主要是科研工作，也包括科辅、管理、后勤岗位的劳动支出，这部分报偿基本上是按层级分配的。目标报偿在完成年底绩效考核后发放。同时又设立了创新报偿，鼓励没有进入创新岗位但参与创新工程某些工作的同志努力工作。今后要把报偿制度的重点放在后期资助目标报偿上。

　　我院创新工程已经搞了三年半了，用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来回答创新工程搞得怎么样、回答各项工作成效怎么样的时候已经到了。实施创新工程的最终目的是出科研成果，最终结果也看科研成果。现在，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有质有量、党和人民满意、经得起检验的科研成果搞出来、搞上去。

　　四是要处理好研究一线与科研保障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科研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我院是以科研为主的单位，但是如果没有科辅工作，没有图书资料、信息网络、科研和行政管理、采编翻译和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工作，科研工作也难以做好。一切科辅工作，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出科研成果。科辅工作搞得怎么样，标准就是为科研服务得怎么样。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验这些工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现在正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时机，我院要抓住创新工程这个机遇，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方面，要拿出千锤百炼的、代表国家队水平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来;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面，要拿出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重量级的成果来;在现实对策研究方面，要拿出对党和国家决策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