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狠打官员灰色收入 新加坡：从“打老虎”入手

　　“坚持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今年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之一。

　　实际上，两会召开前的主流媒体调查显示，反腐败仍位居公众关注议题前列。频频曝光的贪腐案例，在显示反腐成果的同时，也引发公众对腐败现象的焦虑。人们期待今年两会在反腐败方面多出实招，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

　　灰色收入，是很多腐败现象滋生的源头，防止灰色收入，也是反腐的重头戏。本报特别选取了清廉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看看它们在控制官员的灰色收入方面，有什么高招。

挪威：市级政府是腐败高发地

　　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2012全球清廉指数中，挪威位居第七，比位居第九的加拿大排名还要靠前。不过，在控制灰色收入方面，挪威显然没有加拿大那么拿手，实际上，灰色收入让挪威政府有点头疼。

　　“透明国际”挪威分部负责人古罗·斯莱特马克女士日前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说，挪威腐败高发地带主要是地方市一级政府机构，在公共工程发包、政府采购招标过程中，一些人可能通过自身影响力谋取非法得利。

　　挪威行政层级分国、郡和市三级。大大小小的市一级行政单位有429个，人口多的有几十万，少的只有几百人。斯莱特马克女士说，在一个偏远的市曾发生过一起大案：市长威信很高，做了不少好事，甚至自掏腰包为警察局修建直升机停机坪。但是，这个“好领导”，后来却被发现通过供水工程发包，“很聪明”地捞取了巨大好处。在那种一人权倾一方的地方，如果没人向媒体爆料，这种事情很难被发现。

　　为了杜绝灰色收入，2003年，挪威修改了刑法，执行欧洲理事会反腐败刑事公约，增加打击腐败、严重腐败和影响力交易的条款，覆盖一切类型的行贿受贿行为。根据新的刑法，提出给予或给予不当利益，提出不当利益要求或接受不当利益，只要与职位、职务和具体任务有关联，检察机关就可以起诉，而在法庭上也无需出示证据证明不当得利是否实际发生，或不当得益人是否向行贿人提供了实际的便利或因此得到了实际好处。

　　此后9年间，挪威各地法院审结各类腐败案件33起。斯莱特马克女士说，官员8小时之外的行为难以监控，隐性交易难以侦查。一些公司为官员或政客的子女或其他近亲密友提供工作或晋升机会换取招标时的照顾，或给官员或政客的子女提供奖学金等，如果没有具体经办人爆料，很难查实。挪威前外交大臣曾把外交部一个项目发包给自己的朋友，最后不了了之，就是一例。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挪威反腐的一大难点。

加拿大：所有收入都要“晒”

　　用“零容忍”来形容加拿大对于公职人员的任何腐败行为的态度并不为过。不久前联邦国际合作部长贝芙·小田到法国执行公务，先定的旅馆不让吸烟，而小田烟瘾甚大，于是换家可吸烟旅馆，房价略高于前，还要多付笔出租车费。这还了得！被批“浪费公帑”，以辞职收场。而正在进行的一起反腐调查同样是金额不大：去年11月，加拿大伦敦市市长丰塔纳被指控在2005年任联邦内阁部长时，两次用公款支付儿子的婚礼费用，分别为1700加元（1加元约合6.11元人民币）和1.9万加元。在“零容忍”之下，坦率讲，加国几乎没有所谓“灰色收入”的存在空间，细致入微的税收体制把各种收入摊在阳光下。之所以用“几乎”一词，像公务员住房补贴等可能存在争议之处，因为像参众两院议员，既要在选区服务选民，又要到国会议政，计算上会有出入。也就会在类似方面，可能出现一点可怜模糊的灰色地带，让某些人有意无意地钻了空子。一经查出，亦会严惩不贷。之所以能做到“零容忍”，还需要严密的法律来保障。加拿大有很多防腐反腐法律法规，《联邦问责法》、《利益冲突法》、《游说法》等等，从财产申报、回避、离职后行为限制、收礼限制、游说等方面防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同时从法律层面保护举报人。

　　国内有朋友来加国政府部门办事，困惑的还不是“公事公办”，而是“送礼误事”。因为加国公职人员不但财产公开，礼物也要公开，并对礼品价值有严格规定。不送礼事情会按程序办，送礼反多些手续，超标重礼有贿赂之嫌，这事就砸了。

　　从2004年4月开始，加拿大政府还要求各部门在网站上公布政府官员的旅行、招待和会议费用、价值超过1万加元的合同、价值超过2.5万加元的赠款和捐款。

　　加拿大专业而独立的全民税收制度被公认为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根据这一税制，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都高度透明，官员不必另行申报财产。申报个税时，申报者必须说明每一笔收入来源。如果个人银行账户发生异动，或出现与个人收入不符的财产，当事人报税时无法解释合法性，就会面临腐败调查。这就增加了公职人员贪污的难度，使他们不敢冒险违规。

新加坡：从“打老虎”入手

　　新加坡前内阁资政、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有个说法：他是东南亚地区薪水拿得最高的总理，但同时也是“东南亚最穷的总理”。

　　2011年新加坡大选后，政府宣布修改内阁成员年薪。根据新标准，部长年薪减少至110万新元（1新元约合5.04元人民币），而总理、总统、议长则分别减至220万新元、154万新元以及55万新元。

　　即便这样的薪水，也并非所有被视为“有从政资质的高级人才”都被吸引。因为部长薪水多是裸薪，没有住房或住院补贴等隐性福利，也不免税。此外，部长或国会议员并不享有专用公车。

　　新加坡对公车的使用规定详尽而繁琐，哪些分段行程算作公务，都区分的一清二楚。曾耳闻一些部长为避免麻烦，宁可驾私车。也有一些领导为避嫌，不住官邸住私宅，而且在私宅的宴请活动自己掏腰包。

　　2011年政治任命职位薪金检讨中，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建议进一步削减内阁部长等部分职位的养老金，将“裸薪”进行到底。这是新加坡公务员薪金的原则之一。

　　严明的法律和强力反贪的做法，使新加坡政府人员基本没有灰色收入存在的土壤。到公务部门办事，很少有人敢行贿。一些有行贿意图的人被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抓获，被加上行贿控罪，追悔莫及。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1995年开始推出清廉指数以来，新加坡的排名一直在前十名之内，去年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五，仍是亚洲最清廉的国家。

　　历史上新加坡一度也曾贪污横行。李光耀说，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上台后，采取的策略是集中力量对付“大

　　鱼”，从“打老虎”入手。对于“小鱼”和“苍蝇”，则着手简化程序，制定清楚的准则，减少底层执法人员的便宜行事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并修法减少定罪的难度。

　　根据新加坡法律，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的阔气程度超过其收入允许的合理范围，或被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庭便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对贪污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被告要证明自己没有贪污，而不是检方证明其受贿。

　　新加坡反腐败研究权威专家柯受田认为，新加坡的反腐实际是循着人性逐利的经济学逻辑来推行，一方面以明晰立法和严格执法打击腐败，增加犯罪成本；另一方面也通过制度设计减少腐败的诱因。

　　透明高效的公共财政体系也为新加坡的清廉贡献了力量。公务员在入职时和以后的每一年都要签署声明，宣誓自己没有财务困难。同时还要及时申报自己、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收入以及持有财产，并将申报表提交部门主管。公务员不可以持有任何在新加坡从事经营活动公司的股票，以免公私利益相抵触，如果继承股份或入职前持股，也要向部门申请批准。公务员及其家属新买房屋，也要在签约1周内申报，否则会被视为违规。

　　公务员不得接受有公务往来的人赠送的礼品，如果是外宾赠送无法拒绝，则需要向上级报告，一般要上交或自己花钱根据财政部下属部门的估价买下来。公务员无论是公款宴请别人，还是接受别人的宴请或别人付费的娱乐活动，都有详细规定，包括人均消费。

　　去年6月，新加坡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在外交部任职长达38年的礼宾司司长林清和因涉嫌不当报销海外公务开支，已被停职，并将案件转交警署商业事务局处理。

　　新加坡对于公务员的操守和廉洁要求是要做到无可指摘，避免瓜田李下。当地一位熟悉情况的资深人士说，曾见到一位高级公务人员带队出差，因下属在用餐安排上的选择太贵而生气，自己埋单。

　　实际上，威名远扬的贪污调查局除了雷厉风行地查案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检讨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并提出改进意见，包括减少审批环节，以减少发生腐败的机会。新加坡也有统一的政府采购平台，严格的税务体系，以及较为健全的金融信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