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山的村子有超过75%的中青年外出打工,多数带走了下一代,让村小的生源压力越来越严峻,在落寞中等待着摇曳不定的未来。以龙溪镇为例,10所村小仅剩5所,数量和规模都大幅度减少。
所幸,2012年,重庆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边远山区、高寒地区的村小原则上不得撤并。
即使有了这颗定心丸,村小依然压力重重。2012年春季,学校还有4名老师和他们“包班”的4个班级,却在秋季遽然滑向拐点:一个班毕业了,一名老师带着学生并入了中心校,另一位老师通过招考进入了政府,他教的班级也并入了中心校,只剩下胡英章老师和她教的三年级在偏僻的村庄坚守。
很多年来,胡英章堪称万家山村小的中流砥柱。她1983年就开始在这里代课,每月工资仅17元,此后升到23元,1990年是29元,1991年升到31.5元,1996年升到49元,2000年升到83元,2004年“一刀切”地领取300元,直到2007年成功“代转公”,工资与公办教师持平。
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上不同的年级,只有一个年级的学校显然难以生存。换句话说,此刻的万家山村小若只剩胡老师孤军奋战,颓势不难预见。于是,余国安腿部骨折稍微好一点,就回到万家山村小。
仅存的这个班级中,孩子们的情况都很特殊,如果撤并,很多学生或将被迫辍学。
其中一个孩子由曾祖父和曾祖母抚养。这个家庭中的两位老人命运多舛,儿子结婚不久就病逝了,儿媳离家出走;两人含辛茹苦将孙子拉扯大,孙子病后留下后遗症,孙媳杳无音讯。从此,分别80岁和78岁的老夫妇不得不承担起监护曾孙女的重任,“如果没有离得近的村小,孩子就只能不读书了。”
另一位孩子的父亲患肝硬化多年,靠文盲母亲在外打零工挣钱治病,家里过得异常清苦,却债台高筑。2014年秋季,父亲带着孩子报名后的第三天与世长辞,母亲不得不回家看护孩子,“无法让孩子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
一位孩子的父亲患脑膜炎发烧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癫狂狂的,连钱都不认识。”母亲又有残疾,只能由75岁的爷爷看护。“孩子还小,没法走一个半小时去中心校读书,如果每天坐车,来回得10元车费,我们付不起”。
学生的困境如此让人揪心,责任心让余国安又一次回到学校,和胡英章等人一道,守护村小的荣光。
他的努力义无反顾,也显得有些许悲壮。他须臾不能离开妻子胡明术,需要她背着颤颤巍巍地翻越梯坎。他要教书就必须每天住在学校,只有寒暑假和国庆长假才能回到正常人几分钟就能走到的家,妻子也只能住在学校,照顾他的起居。
两人是经媒人介绍而结合的,感情却在经年岁月的积淀中变得牢不可破。妻子早上离开学校去喂猪、干农活儿,下午回校为他做饭。
家就在几百米之外,却不能回去,余国安毫不后悔。“在家里,我是废人。”他说,“在学校,能陪伴孩子们成长,人生有意义,我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学生也丰富了我的生命。”
当他还在养病时,便对干完农活儿回家的妻子倾诉“真想回到村小听听孩子们的读书声”,心里总“感觉少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