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穿越时空 《小城春秋》信仰之光

　　吕祖松介绍《小城春秋》电影。

　　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51号，有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革命精神的建筑——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初为厦门海防同知署关押犯人之所，1912年设思明县时改为思明县监狱。旧址历尽200多年的风霜雨雪依旧挺立，以其斑驳的墙体，诉说着过往的沧桑。

　　1930年5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成功策划、开展了厦门破狱斗争，从这里武装救出40余名被关押同志，而我方无一人伤亡，书写下福建党史光辉一页，被视为中外破狱史上少见的胜利奇迹。厦门籍作家高云览以此事件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后又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使破狱之举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记者走进厦门破狱斗争旧址，重温那段“十分钟零伤亡营救40余人”的革命传奇，追寻信仰之光，汲取奋进力量。

事实远比小说惊心

　　走进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四周围墙高耸，坚固而冷峻。这里陈列着一份份历史图片、模型、实物，再现了震惊中外的“5·25破狱斗争”全过程。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可见三排牢房一字排开，每间仅容数人蜷身，昏暗的室内保留着原始的砖石通铺与铁栅栏窗户，斑驳的墙壁上仿佛还回荡着革命者的呐喊与镣铐的撞击声；刑具展区摆设的老虎凳、木马椅等复制器械，让人回想起革命者遭受的种种残酷迫害。

　　高云览创作的小说《小城春秋》中最精彩的情节就发生在这里，英勇的共产党人冲进监狱营救被困同志，敌人在监狱制高点向下扫射，主人公、石匠儿子何剑平扔出最后一颗自制炸弹……字里行间充溢着命悬一线的紧张感。而发生在1930年5月25日的破狱事实，比小说里描绘的还要惊心动魄——

　　1930年3月，为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中共厦门市委领导的厦门反帝大同盟举行纪念大会，国民党当局逮捕了近20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关押在思明监狱内的“政治犯”增加到40余人，其中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和共青团福建省委原书记陈柏生等，他们不仅要忍受十分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刑罚，而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

　　中共福建省委为营救这些同志，决定采取武装劫狱行动，并于当年3月成立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部长谢景德、团省委书记王德、军委秘书陶铸组成的破狱委员会，领导破狱斗争。委员会下设特务队和接应队，特务队由陶铸指挥，负责武装袭击，打开牢门，救出同志，掩护撤退；接应队由谢景德领导，负责把冲出监狱的同志接到船上，转移到安全的落脚点。同时，狱中的战友也积极配合，成立了以刘端生为书记的临时党支部。

　　破狱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察和周密准备，于1930年5月25日上午9时，利用星期日监狱防备较松懈的机会，实施了劫狱计划。在陶铸领导下，武装队一部分人以探监为名，骗开监狱铁门，打死了看守人员，用大铁钳剪断铁锁，放出关押的同志；另一队则以火力压制30多名警备队员。

　　破狱行动仅十几分钟就胜利完成了预定计划。冲出监狱的40多位同志由接应队带领，乘坐两只木船到同安珩厝和彭厝暂时隐蔽休整之后，被秘密转移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国民党警卫队及狱卒被打死6人，而我方无一人伤亡，破狱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82年厦门市将原思明县监狱旧址更名为“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将旧址列为厦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国务院将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址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部凝固的革命史诗。在这里，每扇锈蚀的铁门、每间阴暗的牢房，都在诉说着革命者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理想的坚守，见证了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勇气与智慧，诠释了“信仰如炬，初心如磐”的深刻内涵。

用生命写活在心里的人

　　1956年，年仅46岁的高云览因病去世。同年底，《小城春秋》正式出版——

　　“5·25破狱斗争”的一声枪响，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的我党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斗志，坚定了他们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在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高云览这位厦门小伙子，听闻这一惊心动魄、震撼全国的劫狱事件，遂萌生“把这个事件化成笔端下的文字”的想法。朋友将消息传到党组织后，一位叫傅树生的共产党员找到高云览，交给他一本记载着“劫狱事件”的油印小册子，并嘱咐他不能透露破狱者的真实信息。

　　接到党的任务，高云览非常激动。1930年秋末，他一边教书，一边揣着小册子，撰写中篇小说《前夜》。《前夜》被普遍认为是《小城春秋》的前身，但未能实现作者“以劫狱为线索，以地下工作为背景”的创作意图。

　　高云览最终动笔写《小城春秋》是在1952年，距1930年已过22年。这些年里，高云览参加过左联，当过抗日战地记者，后又远赴南洋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但他一直保存着那本小册子，希望能将破狱斗争更好地写出来。为此，他这样写道：“我不量力地想用我的生命来写这件党的光辉史诗，写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活在我心灵里的人。”他废寝忘食地创作，六易其稿。

　　《小城春秋》反映了1927年到1936年间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个侧面，以主人公何剑平的成长历程为线索，以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功开展厦门破狱斗争为中心事件，真实描述了厦门地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场景，生动展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塑造了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人物形象，歌颂了共产党人和爱国群众的崇高品质。

　　“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让不倒的红旗像你不屈的雄姿，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走向胜利。”此为高云览在《小城春秋》中反复引用的主题诗歌。

　　“在《小城春秋》中，高云览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了革命英雄对于革命理想的追求。”小城春秋影视文旅总导演、闽台电影馆馆长吕祖松说，他们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精神力量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革命者慷慨就义的大无畏精神，是小说至今仍令人热血沸腾的动力。“受了一次水刑和两次烙刑，他们一遍一遍折磨我，我对自己说，就是下油锅，我也这样。毁得了肉体，毁不了意志。”这是《小城春秋》中李悦在狱中给何剑平的字条留言。

　　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照耀下，肉体的痛苦不再是单纯的折磨，而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它是检验忠诚的试金石，是锻造钢铁意志的熔炉。所以，在陈四敏牺牲后，丁秀苇觉得“四敏没有死——他是跑完了一段接力跑，把旗、把任务、把意志交给大家”。

　　同样地，小说中描写了陈四敏和朱蕴冬、何剑平和丁秀苇两对情侣，他们的感情都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之上。在小说中，陈四敏告诉朱蕴冬：“我现在走的，是一条最难走的路。”朱蕴冬则回答：“我知道你走的是什么路。”“你的路就是我的路。”

　　这里的“路”，指的是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不顾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的同路人，情侣之情便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情爱，变得更加深刻而坚定。

厦门记忆符号

　　毋庸置疑，《小城春秋》是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小说，成功之处在于历史的真实、人性的深度与艺术的魅力三者统一。

　　1981年，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小城春秋》，这是福建省第一部国产彩色故事片，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也让这段党史通过电影的形式重新焕发光彩。

　　《小城春秋》也是厦门人的记忆符号。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厦门歌舞剧院创排全新话剧《小城春秋》，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背景，以“厦联社”的活动为线索，以厦门破狱斗争为终结，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风貌。

　　如何让革命历史小说跨越时空，真正走进当代人内心，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的强大精神力量？

　　“把《小城春秋》搬上舞台，是厦门几代文艺工作者的心愿。”话剧《小城春秋》编剧丁安武说，一开始大家想过舞剧、戏曲等形式，经过综合考虑，最终敲定话剧，因为话剧能够以富有时代感的方式重新讲述，表演现场的感染力和代入感更强，能让现代年轻人更容易激起心底的涟漪，获得精神感召。

　　2023年9月，《小城春秋·觉醒》手机竖屏剧（常称“微短剧”）在厦门小城春秋沉浸式影视小镇开机，上演了一场穿越回20世纪30年代的鹭岛梦。竖屏剧以《小城春秋》原著中林书茵、林书月、赵雄、吴坚人物故事为原型，改编成当下不少年轻人追捧的“穿越”短剧，为观众呈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真实而感人的革命故事。剧组为了尽量还原历史，就在厦门各地取景拍摄大量的场景素材，希望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让观众更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以及革命斗争的真实面貌。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后，吕祖松问，同为闽南文化圈、拥有深厚侨乡底蕴的厦门，能否也拍出类似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他说，以厦门语为特色的“厦语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20世纪30年代，“厦语片”崭露头角，曾风行东南亚，并催生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

　　吕祖松创建了一个闽台电影馆，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记住厦门语电影的光辉历史。如今，他心头的一件大事就是重拍电影《小城春秋》，且已获得小说《小城春秋》的改编权。

　　“剧本已经打造好，目前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吕祖松说，他想拍一部原汁原味展现20世纪30年代老厦门风光，融入破狱谍战，展现码头市井烟火生活画卷的电影。（福建日报记者 何祖谋 文/图）

　　在闽台电影馆里的高云览雕像

　　位于厦门市思明南路的厦门破狱斗争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