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与朱熹思想的形成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 2013-07-03 10:27 http://www.mnw.cn/ 海峡都市报电子版

　　朱熹是宋明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与闽南地区有不少关联，作为朱熹“过化”之地，闽南文化受到朱熹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样，在闽南地区的经历和闽南文化的熏陶对朱熹思想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幼时就曾随父到过泉州。考中进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是泉州同安县，从23岁至27岁（1153—1157年），担任主簿5年。他54岁重游泉州，61岁出知漳州1年。朱熹一生在闽南前后呆了七八年，这里是他任地方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期间，他因公务或访友论学，足迹遍及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龙溪等地，对闽南文化尤其传统民俗、宗教文化、家族文化、建筑文化、戏曲文化等有深入的了解。闽南文化的丰富内容与斑斓色彩，不能不使生活于这种文化环境中的朱熹受到深刻的触动，进而加以关注与审视。尤其是同安任上那几年，正是他的青年时期，处于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起步阶段。因此朱熹的不少观点，包括对闽南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某些思想，相当程度上正是来自于闽南文化的启迪，来自于对闽南文化的观察与思考。

　　“逃禅归儒”是朱熹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闽南文化尤其宗教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据民国《同安县志》卷35所记，朱熹在同安任上，开始采取“抑佛”措施，“民欲为僧尼者，禁之”。后来他知漳州时，再次严禁男女“以修道为名，私创庵宇”，严禁寺院“以礼佛传经为名，聚集男女，昼夜混杂”（《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朱熹的这种思想，对于扭转闽南人过于狂热的“好佛法”，对于儒学在闽南更为广泛深入的传输，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实际上，朱熹本人完成这个重要思想转变，大体上正是在同安任上这几年，是在对闽南宗教文化审视的基础上发生的。仕泉之前的朱熹，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熏陶，又对佛老颇为迷恋，自谓“出入释老者十余年”。赴任同安途中，他受学于延平李侗，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要他读圣贤书，看圣贤言语。同安任上初期，朱熹对李侗师教“心疑而不服”，依然做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尽其妙的高士冥想。然而，在同安的所见所闻，使其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当时同安以至整个闽南，佛老思想盛行，佛寺庵堂比比皆是，仅泉州就有佛寺四百余座，被朱熹称为“泉南佛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熹在惊叹闽南人“好佛法”的同时，亦开始对此进行反思。他逐渐看出，释氏“昭昭灵灵的禅”，尽管对人生苦难表现出深切同情，并提供了终极关怀的彼岸世界；然而，面对诸如土地兼并、赋税不均、豪强凌弱、民贫财屈等社会现实问题，佛家学说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佛教盛行，还加剧了种种社会问题。大量土地为寺庙所占，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大量劳动力成为僧尼，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量钱财流入佛寺，造成百姓更加穷困潦倒。由此，他逐渐领悟了李侗的教诲，认定只有儒家经世安邦的入世精神，才能挽狂澜于即倒，遏人欲于横流，只有儒学才是拯救时弊的精神力量。同安秩满，朱熹在《教思堂示诸同志》诗中，发出“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的声言，表明了弃禅的决心和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