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开采78年煤矿关停 矿工不聊去产能因太难受

煤离这些家庭越来越远了，但总有一些角落还留着黑色的痕迹

　　那口矿工不愿告别的矿井，如今已和水泥彻底融为一体，灰白一片——在过去的78年来，它养活了矿区的四代人，也长出了一座“城”。

　　煤看起来离这些家庭越来越远了，人们用上了天然气和太阳能，但总有一些角落还留着黑色的痕迹。

　　在田建军的家里，窗明几净的厨房、崭新洁白的客厅看起来丝毫不像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女主人李梅凤很执拗地把墙刷成了雪白色，眼看着黑了一些，她马上找人再刷一遍。

　　客厅被大彩电和沙发占据，要往里走，才能看到阳台上晾着湿漉漉略显发黑的工服。那是煤的印记，就算洗得再勤，8小时井下工作后，工服依旧像是“被黑水泡过”，她半夜不睡觉吹干衣服，早上丈夫换上还是湿漉漉的。

　　她知道这样穿上不好，可没办法。这个女人跑去自学拔火罐和按摩，回家后给丈夫操练，她一个人流着泪心疼，丈夫却是累得直接睡着了。

　　在她可以掌握的空间，这个女人极力擦去煤的痕迹，在家里，她从不和丈夫谈论工作的事情，“说那个我也不懂，只会让他心里烦”。她变着花地煮鸡蛋、蒸花卷甚至烘蛋糕，丈夫的胃口还是不好。

　　曾经的李梅凤是害怕煤矿的。她的矿工父亲死于井下的事故，懂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见过爸爸的样子，那时她就发誓，不要嫁给矿工。

　　可是毕业后，身为矿工子弟的她发现，自己被这张网牢牢粘住了，无论是同学圈子还是媒人介绍的对象，通通是“知根知底的煤矿子弟”，清一色都是沉默内敛的矿工。

　　她嫁给了田建军，开始学习如何做矿工的妻子。

　　最早的时候，一到丈夫下班的点，婆婆总会跑到山坳上，远远地望见田建军的影子，就一路小跑回来，开始炒菜，她想让儿子吃到热乎的饭菜。

　　李梅凤最初想不通，那么远的地方，人就是一个小黑点，婆婆为啥总能一眼认出。后来，她发现这是每个矿工妻子都有的“本事”。

　　这个女人住进了一楼并把厨房的窗帘打开，远远地，丈夫的摩托车开回来发出的响声，她总能第一时间听到。随后，熟练地打开燃气灶，开始炒菜。

　　那是一种习惯。这个“矿二代”说，这么多年过去，自己没有那么害怕煤了，她和丈夫逛街，遇上电梯故障，五楼到一楼的过程晃荡且失重，她大呼小叫起来，丈夫在一旁默默地说，“我们每天下矿，就是这种感觉”。

　　结婚多年，夫妻俩第一次去家门口的云冈石窟参观。她意外发现，展厅里一个展品非常好看，一问才知道，那是煤矸石做的。仿佛一种熟悉感和亲近感将自己包裹，她跟丈夫说，“原来煤也会这么好看啊。”夫妻俩最终买回了那个黑色的煤雕，并把它摆在客厅角落。

　　她不再试图挣脱这份属于煤的黑色的印迹。就像很多煤矿女人，一辈子都没洗干净指缝。长年累月地使用煤，她们的指甲里落满了煤灰，今天洗干净了，明天又落下。反反复复，久了，也就没人在意了。

　　两名职工站在已经贴了封条的提升机工作间门口聊天。图片均为王伟伟/摄

那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厚重的煤块，从此压在他的心底

　　生活区再往北走便是绵延起伏的山脉，爬上去，往里走，还能看到漫山遍野一个个遗留下的土坑土堆。

　　田建军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父亲是一名下井矿工。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同家梁矿只有矿和人，还没有整齐的住宅区。五湖四海的矿工来到这里，几十年里，矿工上班下井，下班修房子。

　　漫山遍野的土房子似乎一共修了几十年，在田建军的记忆里，自己的童年就被这样的声音充斥着——丁零当啷的声响，人们热火朝天地沿着山建房。

　　苦日子就这么一点点走向上坡路。田建军17岁时，矿里有了第一栋单身公寓，结婚时，一排排的家属楼也冒出来了。

　　他说，自己的性子，一点点被煤磨平了。

　　上世纪90年代长大成人的田建军，脑子里充斥着下海经商一夜暴富的幻想，他和追求“稳定”的家人大吵，拉上五六个“兄弟伙”，一人凑了点儿钱，在矿区附近开了家小饭馆，那时煤炭生意好，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可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的他没有被数钱的喜悦支配，反而只觉得累，“从天亮忙到天黑，没有了一丁点儿自由时间”。

　　他最终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矿工。但最初，他设想的不过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休息时候可以打台球玩扑克，自在一点”。

　　地下世界超出了这个年轻人的设想。他活儿干不好，又嫌苦，别的矿工就把他晾着，也不让走。田建军就这么干坐在巷道里，风呼呼地刮，实在忍不住了，他哆嗦着厚着脸皮也跟着一起去干。

　　几个月下来，他能上手了。

　　台球和扑克最终没有走进他的生活。下完矿太累了，他只想回家睡觉，有了女儿后他更不愿出去玩，贪玩一次误了班，“奶粉钱咋办？”

　　生活半径被无限缩短，田建军的生活从此变得平静简单。他不再去想外面的世界，只是偶尔还会羡慕“坐办公室”的亲戚，过年见面时眼巴巴地问人家一句，“你们每天都能见着太阳吧？”

　　如今十多岁的女儿似乎也沾上了他的影子。孩子还小时，性格很像当年意气风发开餐馆的自己，话多，爱笑，爱撒娇，总是嘟着嘴求他，“给我买玩具吧”。

　　下矿多年的他裤腿被女儿摇来摇去，他很想跟女儿好好说，最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玩具没啥用，能不能不要了。

　　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最终沉默地旁观女儿收起哭声，就像他在地底世界面对一个又一个刚下矿的年轻矿工，沉默，一言不发。

　　类似的沉默在一个又一个煤矿家庭里驻足停留，甚至占据大把大把的时间。

　　童年的王嘉伟只记得父亲的沉默不语，他脑子里，更多装的是如同游乐场一般的矿井。因为父母是双职工，放学后的时间，方圆几十里地唯独矿区能“玩”。王嘉伟开始频繁爬上井下装料的轨道车，小伙伴在后边推，一路留下咣当咣当的声响。

　　他在厂区收集螺丝和钉子，父亲在井下用的扳手和改锥也成了他的玩具。童年关于矿区的记忆，大都是明亮的。

　　这样的生活在他11岁那年就结束了。一个稀疏平常的下午，放学后，王嘉伟依旧跑到矿区玩耍，正巧，一批矿工刚刚结束工作，从井下返回。他从背后望去，有个人的身形很像自己的父亲。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爸爸，爸爸”，却没人停下。

　　他终于追上了那群矿工。他扭过头，想大喊一声爸爸，话却咽在嗓子，怎么也吐不出来。

　　眼前的男人已经认不出样子了。他一片黑，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鼻子也黑了，衣服和手也是黑的。王树平看见儿子，笑了笑，白色的牙齿露出来了。

　　王嘉伟哭了。

　　那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厚重的煤块，从此压在他的心底。高中毕业时，这个18岁的少年填的都是煤矿相关的专业，这个小伙子说，自己不想出去打拼，也不会羡慕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有多好，他只想回到煤矿工作，守着父母。

　　但在王树平的记忆里，这段日子已经变成了很小很小的碎片，他不记得曾在矿区和儿子有过一面之缘。这个爱干净的父亲，总会在矿井浴室把自己里里外外洗净，才回家和儿子亲近。

我看一眼，看到灯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矿了

　　一夜长大的王嘉伟总试图说服父亲离开危险的井下，起码换个安全点儿的工种。那时王树平的工作有些起色，他在中年时一度得到许多调整岗位的机会。

　　但父亲回应给他的，总是摇头和长久的沉默。王树平谁也没说，他已经离不开这里了。这个自认“没出息”的男人，曾被矿区安排去南戴河和海南岛疗养，头一两天，他看看大海和绿树还觉得新鲜，第三天开始想家，一个人默默嘟囔着，“想回去了”。

　　他有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上了几十年早班，王树平总会清晨6点不到出门。父亲去世后，老母亲一个人住在4层小楼的顶楼。从自家去矿上，他一定要拐到母亲楼下。这个矿工儿子和母亲有个约定，如果早上起来人还好好的，就把灯打开，“我看一眼，看到灯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矿了”。

　　多年后再次提及这段故事，王嘉伟的眼眶里都是湿的。他说如今，自己无比理解父亲的选择。他也开始真正理解矿区人。在那之前，他的表妹已经通过考大学彻底离开了煤矿，最初，每年回家时总会对家里人的工作表示不解，“钱挣这么少，还这么危险，是为啥啊？”

　　后来，说着说着，表妹也不提这事儿了。有一次她跟王嘉伟说，在外面，自己就是个打工者，只有这里，是自己的根。

　　她和自己的表哥一起，用“矿三代”的眼睛慢慢去理解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群体。

　　这里的许多矿工至今没去过银行，也不会使用ATM机，矿区的女人操持家里的一切；矿工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他们会为一顿美味的猪肘子和羊肉开心，也会为孩子噌噌上涨的分数高兴。发工资那天，煤矿周边的小饭馆生意一定很好。

　　前些年，超过40万同煤家属从采空沉陷区和窑洞草棚砖瓦房迁居。

　　那些曾经漫山遍野一起分享晚饭的邻居，都在努力适应着现代化的生活。有老太太分不清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区和楼房，进错了房子，瘫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家里进贼了，怎么办啊？”还有人不懂垃圾回收，从几层楼高的房子里，把垃圾直接往外扔，险些砸到人。

　　这些曾远离城市的家庭正蹒跚着拥抱现代化。分不清小区ABCD的英文，矿区人就把J区喊成“勾区”，I区喊成“棍区”。各小区的一层楼陆陆续续开起了小卖部和理发店。老人们趁着太阳，围坐在广场下棋唠嗑，小区外，是越来越繁华的街道。

　　纹身、正装、法律咨询的店面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十块钱一筐的水果等着售卖，七八十一双的鞋子正待批发，不远处的小学即将放学，尽管学校已被收回由当地教育部门主管，但学生依旧都是煤矿子弟。

　　过年时，全家人一定要排成一个圆，中间把煤垒得高高的，烧起来后，屋子都是红彤彤暖烘烘的，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全家人还要顺逆时针各绕三圈，顺着走，转来好运，逆着走，转走霉运。

　　他们唯一的盼头，是孩子。

　　在井下的日子，这些沉默的男人试图为孩子拼出一条力所能及最好的路。王树平和妻子至今住在墙壁脱落、阴冷逼仄的一层，因为气血虚，他的眉毛和头发都掉光了，但还是站在下矿的一线。

　　田建军的女儿懂事听话，唯独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妻子李梅凤气极了，电视里播放的正好是同煤电视台的画面，一群黑黢黢的矿工从地底出来，面对镜头憨厚地笑着。

　　她一把拖过女儿，凑到电视跟前，“看，你看啊。这就是你爸！你爸就是干这个的！”

　　说完，嚎啕大哭。

　　母女俩再也没有因为学业发生大的争吵，家里回归到日复一日的平静。只是，这个敏感的妈妈越来越觉得女儿像极了丈夫，“憋了一肚子话不说”。高考前夕，父女俩闹矛盾，双方都倔着，沉默着互不让步。最后，女儿给父亲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悄悄道了歉。

　　父辈那个年代，田建军只隐隐约约知道下矿很苦，在家从不敢多说话，有时候惹了父亲生气，招呼来的必然是一顿耳光。他心里委屈，但不会怨恨父亲，时至今日甚至多了一分理解，“他们没文化，那时候上矿一不小心还会丢命，我理解他。”

　　王嘉伟在前几年也有了女儿，他说自己变得越来越“现实”。这个32岁的年轻人也曾从电视节目里看到过黄浦江昂贵的夜景、夜未眠的北京后海和熙熙攘攘的广州上下九，但他已经把这些绮丽的生活压到心里很深的地方，他和在矿区灯房工作的妻子商量，早点下班，一定要去看看父母。

　　留在矿区是大多数矿区人眼中属于子女的“康庄大道”。井下的世界似乎让他们远离了尘嚣，却以另一种形式让他们现实。

　　“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煤矿的中年人淡淡地说，“能闯出名堂的毕竟是少数。”他说，女儿能回同煤集团就是最好的结果，“哪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大部分人终究是普通人。”

关一座矿很容易，关一座城却很难

　　时间似乎在如今的同家梁煤矿停下了。

　　至少从北侧的生活区来看是这样——供电供水照旧，卫生院大门依然敞开，女人们仍会在下午三四点聚集在矿区唯一的广场，跳一小时的广场舞。

　　矿区生活的指针顽固地重复着这个时刻。过去，早班下矿的男人会在下午三点结束工作，回家吃饭休息。中班的男人这时则从睡梦苏醒，收拾行装准备下矿。

　　王树平无比熟悉这个时刻。一切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

　　“关一座矿很容易，关一座城却很难。”同煤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田建军快忘记煤炭“黄金十年”的细节了，他老是记不清当时自己的工资到底比现在多了多少。

　　去年煤炭市场的“寒冬”他也不怎么爱提，只说“国家和煤矿不会不管我们的”。那个高喊着“改革开放、下海闯荡”的年代也在他的记忆里越来越淡。他一点儿不后悔当时的留下，“说白了，下了那么久的矿，你出去能干啥呢？你还会做啥呢？”

　　地下世界才是他信赖的地方。负责安全监督检查的他，只有穿上厚重的工服和雨靴，戴上5斤重的自救器和矿灯，他才觉得安心。

　　他有些害怕去想，一旦失业自己能怎样。“年轻人还能学新东西，他们学得快，我能干啥呢？”有矿工说，自己也习惯了多年被同家梁矿庇护，“去年那么难，矿上没有辞退我们，还提了房储，以后日子好过了，会不管我们吗？”

　　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至少从国家层面的布局中可以看到，国家能源局提出，2017年煤炭消费比重要下降到60％左右，继续化解煤炭过剩产能，退出产能5000万吨左右。

　　这些又远又大的事他管不着，他高兴的是同煤集团下属最远的矿，离家里也不过两小时车程。至少，不用去太远的地方了。毕竟，很多远赴山东内蒙古打工的朋友都没能熬过去年煤炭行业的寒冬，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领到工资，从异乡回到故乡，寻找着“滴滴打车”、外卖等等新的出路。

　　王嘉伟也没太关心这些消息。他只希望父亲能早点退休，能早日洗肺治病等等，自己都能在身边照料着。

　　他还有一个心愿。女儿一天天大了，她的生活离煤越来越远了。路上也见不着一块煤，现在技术发达了，煤灰也抖落的少了。但他一定会抽时间带女儿回同家梁矿，看煤炭，看产煤机。

　　这个父亲会告诉女儿，“你的爸爸、爷爷，还有爷爷的爸爸，都在这里出生长大，被这片土地养育。”他推了推眼镜，“这里是你的根。”

　　三月天刚过，同家梁矿风依旧很大，一天到头吹个没完，很多矿上的女人都开玩笑，出门走几趟就得变“梅超风”。 呼啸的风带来了冷，也吹来了好空气，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数据显示，大同PM2.5年平均值为42，低于北京、上海以及广州，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320天。

　　但这一切都和地下世界的矿工无关。

　　田建军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雾霾而对煤炭有了负面情绪。他淡淡地说，在漆黑的地下，每次割煤，煤尘漫天飞扬，眼睛、鼻子都会被糊成一团的煤粉粘住，那个程度“也许是你们看到的雾霾的几倍甚至十倍”。

　　他还在等待分流的结果。偶尔做梦，他好像还在井下。

　　关停那天，他是最后一个从井下离开的人。沿着巷道，他仔仔细细走了一遍，风机已经停止运转了，曾经让他觉得难受的冷风没了，脚下的水一点点漫上来。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很复杂。说恨吧，是真的挺苦挺难的。说爱吧，干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感情。”田建军变得有些絮叨，“也是这些黑乎乎的煤，真的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同煤集团的一个“矿三代”赶来告别，大家一句话不说，有人默默地哭。矿区，还是静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