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投中学、技校、出版社、学术网站,统统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陈盈硕士毕业找工作时,银行、电力、电网这些“好单位”,“很顺利进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陈盈曾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最终轮面试,二选一。“要了硕士,没要我”。那所中学有位好心的学妹告诉她,“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应该看看考纲,中学生跟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错位感时常发生。陈盈的一位同学,是文艺学女博士,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务员。现在做会务,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场地,周围是喝白开水的阿姨,看股票新闻的大叔,还有讨论“双11”该淘点啥的同事。那双习惯了写论文的手,费尽心思想写出好看的公文来,“感觉她过得不开心,朋友圈有时发鸡汤,有时发牢骚”。
女博士们忙着投身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颗合适的螺丝钉。
“大部分女博士毕业后都去做博士后,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陈盈曾遇到一位做了两年的女博士后,烫着长卷发,叼着烟,学校出台了严苛的科研标准,达不到就得离开,而她已经32岁了,“备受歧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家用人单位都明里暗里地问陈盈,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读书期间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