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文：“有尊严地离去”具备讨论可能性

　　“人是感情动物，忍看亲人撒手而去是人世间最大的痛楚之一。但是，着眼于亲人的切身感受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尊严死”不失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理性选择。”

　　明知已经无法挽回一个人的生命，仍要使用大量的药物和器械实施抢救，甚至切开喉管，这种延缓生命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建议制定“自然死亡法案”，将“生前预嘱”纳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议事日程，让已经病到无法治疗的患者平静自然、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尊严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尊严死”不同于“安乐死”。“尊严死”和“安乐死”都是着眼于生命的质量，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特殊手段。但前者是在患者尚健康或者有自主意识的情况下，通过签署“生前预嘱”的文件，来决定自己离开世界的方式；后者则是患者身处极端痛苦之下，已经没有清醒的意识，而由患者家属和医生共同决定以无痛的方式结束其生命。“尊严死”是患者主动选择不通过呼吸机、心脏电击、气管切开等措施来延缓死亡，而是要平静、自然、安详地走向生命终点。“安乐死”则是不一定经过患者同意，也可以在走完严密的申请、核准程序后，由医生注射药物或者给患者服用药物，结束其生命。“尊严死”是绝对尊重患者的主观意愿的，“安乐死”则综合考量了患者家属的意愿。目前，不管是“尊严死”，还是“安乐死”，在我国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加以规范。由于其中涉及到了复杂的伦理问题，传统道德和现代法律之间多有抵牾，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国家有条件地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

　　“安乐死”在民间的讨论早已开始，但却存在法理和现实的双重尴尬。运用好了，它是帮助患者解除痛苦的有效方法；运用不好，它有可能成为歹徒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工具。这也是迟迟未能进行立法的症结所在。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在涉及到生命权的问题上，法无授权即禁止，绝对不许有丝毫模糊地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安乐死”难免涉嫌故意杀人的重罪，现实中，也不乏医生因为给患者实施“安乐死”而获罪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尊严死”是“安乐死”的改进版，它可以通过有效文书确认，有尊严地离去是患者的自主选择，而不给心存恶念者以加害患者的机会。而且，“尊严死”只是放弃了为身患绝症、极度痛苦的病人延续生命，而没有主动下药取其性命的设计。主观上尊重患者的意愿，客观上不给歹徒以可乘之机，“尊严死”解决了“安乐死”某些无法跨越的伦理障碍，具备了深入讨论、研究进而立法、实施的可能性。

　　如果“尊严死”真的由纸面走向了现实，它一方面能避免让绝症病人在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无从行使自己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活”着，另一方面，也能在相当程度上释放宝贵的医疗资源，用在其他更具治疗价值的病人身上。据凌锋委员介绍，有调查表明，中国人的一生中70%以上的医疗费用，用在了生命走到尽头时延续生命的药物和设施上。有太多的患者痊愈无望，却在家人的坚持下通过昂贵的药物和护理痛苦地延续生命。有太多的家庭在亲情驱动下，在治疗绝症患者的过程中陷入经济困顿。人是感情动物，忍看亲人撒手而去是人世间最大的痛楚之一，但是，着眼于亲人的切身感受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尊严死”不失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理性选择。

　　当然，在“尊严死”通向“自然死亡法”的路上，还存在着诸多争议——比如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交由公众讨论，取得基本共识，立法才能实质性起步。随着公众对生命质量愈加看重，理性权衡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尊严死”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