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然还给自然 三江源保护难题：濒危动物数量增多致草场破坏

把自然还给自然

　　记者 杨海

　　从西宁出发，沿着109国道向西南方向行驶70公里，日月山就到了。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缘，山北侧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青稞，还有用黄土垒成的院墙。翻过山，海拔逐渐升高，农作物消失不见，换作绵延起伏的大片草场，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绵羊在天地间格外显眼。草地再往上是黑色的山，石头裸露在外面，如刀劈一般。

　　如果从格尔木市向南行驶20公里，就能清晰地看到柴达木盆地的边界。平坦的戈壁滩上陡然升起一堵巨墙，昆仑山在此以近乎直的垂直角度矗立起来，穿过云层，连飞鸟都难以越过。继续向南穿过100多公里宽的山脉，从昆仑山口出来时，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无人区可可西里，草是青黄的，小块裸露的土壤嵌在草地上，几乎见不到牲畜。

　　这两座城市和周边地区集中了青海省70%以上的人口，但他们很少有机会穿过这两座身边的大山，抵达青海的另一面。那里是青藏高原的腹地三江源地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都发源于此。

　　虽然只有一山之隔，这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七成，年平均气温普遍在零摄氏度以下。生活在这里的大多都是牧民，人口密度极低。有时开车行驶上百公里，只能在草原上看到几顶毡房。

　　对大部分青海人甚至中国人来说，三江源仍然是一处秘境。哪怕是开往西藏列车上的旅客，三江源之于他们也不过是车窗外的匆匆一瞥。很少有人真正到达过这里，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片土地的意义。

　　事实上，下游能通航10万吨级轮船的长江，总水量的四分之一来自于这片区域。黄河总水量的一半，澜沧江总水量的15%也都来源于此。这里是全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虽然与内地距离遥远，又有山川阻隔，但这里的任何一丝变化，都会影响到下游的生态安全。

　　三江源是全球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因为长期的违规开矿和过度放牧，到本世纪初时，三江源几乎经历了千百年来最差的时期：草场退化，裸露出大片黑土滩；水土流失后，草地变成沙土地；湖泊面积缩小，冰川快速消融。

　　2005年，三江源成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2015年的一项评估里，三江源经过10年左右的保护，生态恶化得以“初步遏制，局部好转”。但三江源的保护仍然令人堪忧。

　　十九大期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透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审定三江源等4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目的就是把总面积21.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给自然”。

　　去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西宁挂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场改革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生态保护的现状。不管是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的人们，还是这里的野生动物，甚至是下游的数亿人口，都不可避免地与这场改革联系在了一起。

　　牧民起起落落的日子

　　翻过日月山向南，穿过共和盆地，在靠近玛多县城时，公路两侧的草地开始向湿地过渡。

　　草原上遍布着蜿蜒的河流和大大小小的水洼，水面上倒映着白色的云彩。阳光照射下来，整片草原都泛着星星点点的光芒。阴天时，乌云几乎压在草原上。强光穿过，一缕缕的云雾像是从云层中漏下来一般，在空气中形成一道薄薄的帘子。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北端的黄河源园区，占据了玛多县75%的面积。园区内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两个最大的湖泊，鄂陵湖水在它东段的一个出口无声流出，这条30米宽的小河自此才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河。

　　玛多被称为“千湖之县”，县域内有大小湖泊4000多个。这些湖泊遍布在草原上，然后通过河流连接起来，使整个玛多县成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黄河之所以能日夜不息奔腾而下，冲积出孕育华夏文明的河套平原和华北平原，都离不开这些湖泊湿地的蓄水功能。

　　可在2004年，鄂陵湖边那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断流过的黄河出水口，第一次停歇了。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玛多县的湖泊就开始陆续干涸。到2004年时，这个“千湖之县”内，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相当于9个足球场大小)的湖泊只剩下200多个。同时，从1983年到2004年，玛多县70%的可利用草场已经沙化和退化，湿地面积减少了80%。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牧民抱怨草场上“老鼠洞多到数不过来”，野生动物也越来越难见到。

　　如此巨变，除了那几年降雨量偏低等自然原因，人们也在一片对财富的狂热追逐中，摧毁着自己的家园。

　　这是玛多县最伤痛的记忆之一。玛多县县长利加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时，县里开始“牧业学大寨”，生产队铆足劲把每片草场上都放满牛羊，最高时整个县的牲畜达到了上百万头。

　　草皮之下，还有藏在沙土里的金子。

　　“尕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里走，一路上的少年唱不完，不知不觉地翻过了日月山……”在一首青海人耳熟能详的“花儿”《沙娃泪》里，描述了当年各路人马蜂拥至玛多开采金矿的场景。

　　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在全国铺开，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东南沿海。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西部偏远的小县却攀上了全国“首富县”的位置——从1980年到1983年，玛多县年人均收入超过15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城市职工3年的收入。

　　满山遍野的牛羊很快啃光了每一寸草皮，采金人散去后，留下一处处矿坑，原本新茬接旧茬的草场开始青黄不接。玛多人很快从首富的位置跌落，牛羊数量锐减，再次回到那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县。

　　玛多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等到伤口愈合。可很快，一次更彻底的灾难发生了。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对这场悲剧记忆深刻。1996年玛多开始包产到户，每家牧民都尽可能增加牲畜量，最高时整个玛多县承载了160万头牲畜，“成为全国载畜量排名前10的县”。

　　“这就造成了局部的过牧，草原沙化比较严重。”田俊量停顿了一下说，“最后整个县都没一片完整的草场，有些牧民失去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只能流落他乡，要饭去了。”

　　这是本世纪初出现在青藏高原的“生态难民”，加上黄河源断流，草原变荒漠，它让包括田俊量在内的很多三江源人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态是如何支配着人们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