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十三五经济实现年均7%左右增长完全有可能

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

　　记者：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引擎的拉动力在减弱，而新的增长动能尚在培育之中。“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林毅夫：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过去中国长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长率，但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应该是3%-3.5%之间，即使恢复比较好的美国也没有恢复到3%，欧洲国家和日本更不用说，增长率在0%-1%之间。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下降了，出口这驾“马车”就慢了。

　　再看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来势汹汹，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更大。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帮助全世界避免了经济大萧条。不过，由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现在大部分项目建成了，可是全球经济还没有恢复正常增长。在这种状况之下，国内投资需求必然下滑。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驾“马车”消费了。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比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这才使中国在这么大的外部冲击周期影响下，还能保持7%或更高的增长。

　　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是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增长的前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单纯消费增长的话，家庭很快就借贷，借贷多了以后就负债累累，危机也会到来。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

　　我所说的投资是指有效投资。国内可进行有效投资的部门还非常多，比如，中低端产品升级中高端品牌，高端制造业研发生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这些不仅产能不会过剩，而且会帮助产业升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投资不会挤占消费。为什么投资没有挤占消费？因为只要是有效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消费相应增长。即消费的增长就是硬收入的增长，只有在收入增长的时候，消费才会增长得快。从1982年-2014年的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投资高于平均值的那几年消费增长也高于平均值，看不出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记者：中国在哪些领域存在有效投资机会？

　　林毅夫：首先，产业升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很多，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2014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多达1.3万亿美元。这些进口的产品都是国内短缺的，如果中国往这些产业去投资的话，就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

　　第二，基础设施。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最好，短期可以稳增长、可以创造就业，长期来讲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已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得到了认可。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时间，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至今走不出经济下行与衰退。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所以，在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时，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发挥出来。

经济中高速增长潜力较大

　　记者：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产业升级，不断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从现有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利用这个可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小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好几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虽然很少有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和产品，但我国的增长的速度可以将近是美国的4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看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快速增长已经有几年，而是现在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水平。最新的可以用来做比较的数据是2008年，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日本从1951年用跟美国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用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开始，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0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维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轨迹是一样的。如果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可以实现20年8%到9%的经济增长，那么我国从2008年开始也存在着20年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林毅夫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研究范围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主要著作包括《繁荣的求索》、《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国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