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十三五经济实现年均7%左右增长完全有可能

林毅夫：有必要采取反周期稳增长措施

　　四大领域发力有效投资 十三五经济实现年均7%左右增长完全有可能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业、金融安全和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三大因素确定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必须要达到6.5%以上，并尽量实现7%左右的增长。从中国的产业空间、政策空间、民间储蓄等多重因素看，“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近两年经济形势，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应当看到，中国经济这一轮下行，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所致。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下滑。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林毅夫称，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二孩”政策等。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6.5%以上增速：必要性＋可能性

　　记者：“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下限预期是6.5%。如何评价6.5%这个下限？

　　林毅夫：先从必要性来看，“十三五”期间经济达到6.5%以上的增长是必要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2%，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6.5%就可以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对于这一目标，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因素。有没有可能GDP增长6.5%，靠收入分配往家庭倾斜来实现第二个目标？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经济增速在7%左右的情况下，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不是太好。如果说经济增长率是6.5%，收入分配还要往家庭倾斜的话，企业的盈利状况会更堪忧，这可能造成失业的增加。

　　2014年的就业是相当好的，新增了1322万的城镇就业，超出了去年初预定的目标。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很不好，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可能就关门了，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而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企业的信心，把员工保留着，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要保持较好的就业率，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经营，杠杆率比较高。如果较多的企业倒闭，可能会造成呆坏账数量的增加，影响金融稳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期间经济需要保持6.5%以上，尽量达到7%左右的增长，就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一番目标。

　　从可能性来看，我觉得中国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可能。我们回旋余地大、政策手段多。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前提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政府可以因势利导，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政策角度看，一方面中国政府负债率占GDP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处于最低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大；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率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且准备金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说明货币政策调控还有较大空间。除了政策空间外，中国的民间储蓄率高，占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此外，中国还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购买投资所需的进口设备、原材料等。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的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同样也有很多投资机会，但可能本国政府负债率高，缩小了政策调控空间；或者民间储蓄低，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投资的可能性小；或者外汇储备不足，无法购买更多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等。

　　所以，把我们的回旋余地和政策手段用起来，政府因势利导，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承认外部性与周期性影响

　　记者：从目前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来看，今年经济增速可能在7%左右，明年可能继续下行。您怎么看近两年经济运行态势？

　　林毅夫：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行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

　　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下滑？国内有两个盛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4万亿投资造成的后遗症；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结构性增长方式导致的经济下滑。总结来看，这两种观点都认为问题来源于中国内部，但我不完全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从2010年到2014年，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以及高收入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经历了经济下滑的过程，与中国相比，他们下滑的幅度相对更高。因此，认为中国的经济下滑是由于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造成的并不客观。

　　我们确实是转型中国家，我们也存在问题，但不能把外部性的问题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慢了，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完全恢复，导致消费增长也慢了，对于外部的进口自然减少，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美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6.8%，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率是-1.8%，这反映了外部周期性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都说成是自己的问题，对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要下决心去改，这样的话我们的政策才会比较客观、比较理性。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两个百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会打上一个大的疑问，国内、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道路的信心都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那么，怎么样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关键的，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反周期措施着力点在投资

　　记者：在外部性、周期性问题的影响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稳定增长？

　　林毅夫：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措施，那在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响之下，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往下滑，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失业问题可能会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时候，企业的盈利令人担忧，经济继续下滑很多企业会倒闭，失业率猛升。第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会爆发。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业有较高的负债率。如果很多企业在同一个时间段关门倒闭，银行坏账高企，迸发系统性的金融安全问题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两个问题出现，任何政府都首先要“救火”稳定社会，那时候很多措施都很难实行，甚至会出现倒退的风险。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对于结构性改革，要分别对待。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实施“二孩”政策等。这些改革措施短期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来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利用反周期措施来启动投资和消费，着力点应放在投资上。不能只依赖减税来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靠投资创造对过剩投资品的有效需求。

　　目前我们国家过剩产能最严重的部门是投资品部门，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884, -7.00, -0.79%)等，但投资品不能直接作为消费品，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