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中左2)与毛泽东等合影
前期准备
在这前后,毛泽东主席就高、饶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如: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指谦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问毛有什么指示?主席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954年1月中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我送往杭州。毛主席约请同他一道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胡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月,毛主席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
1月,毛主席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主席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还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
事件爆发
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5位同志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整理送到我这里,经过汇总,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2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4个问题上的“错误”:
1.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8顶“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此后,饶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步外,足不出户。
怎么处理高、饶呢?高岗自杀前,毛主席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党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我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