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梁建章：我是商人，我推动生育政策改革.

(刘春霞/图)

　　我们先谈谈“是”是什么的问题。

　　《说文解字》里，“是”指的是夏至时分太阳走到空间的基准点上。由此，“是”引申出“正确”、“善”等含义。《淮南子》中有“立是废非”的说法。“是”还意味着“遵从、以之为法则”，《荀子》中有“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之语。

　　我们已经很少谈及“是”的上述含义了。尽管，“是”也许是我们使用最多的汉字。我是教授，我是政协委员，我是商人，我是官员……当人们习惯用这样的句子向别人介绍自己，却往往忘记了“是”字之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我”，而“是”字之后，是这些称谓应该正确遵从和恪守的职业法则。

　　这也就是南方周末为何以“我是”为纲，来编辑这一期报纸。我们让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来阐释“我”，更阐释他们的人生规则。他们或是“兢兢业业”，向内寻找本职工作的意义;或是“不务正业”，向外拓展人生价值的外延。无论向内还是向外，他们都在遵照内心的信仰和规则，确立自己的“是”，写下大写的“我”。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我是抱着做企业的心态去研究人口问题的，我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

　　微博上，我有两个账号，区分着我的两个身份：一个是“携程梁建章”，7万粉丝，发了40条微博;另一个则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59万粉丝，发了700多条微博。

　　“关注人口问题”的这个梁建章显然更忙。最初，我是这样对朋友季琦说的：“本想闷声做几年学术，不过人口政策的调整真的要尽快呼吁。”

　　我是个喜欢研究问题的人。2007年，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在国内几乎没有对手了。自己还年轻，也不缺钱，我于是决定去美国读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一开始的研究方向还是创业、人力资源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被一连串的数据震惊了：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已降到世界最低值0.7。中国未来面临的是人口萎缩而不是人口爆炸。

　　我曾和朋友在云南捐助希望小学，欢送仪式上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至今难忘，一份教育部的报告却又让我沮丧：2009年全国小学的数量比上年减少了2万多所，小学生则比上年减少了260万。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化后，年轻人相对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减少，整个社会的创业与创新能力也会随之衰退——中国的人口问题如此紧迫，让我决定出来行动。一开始是当作纯学术问题来考量，后来当作社会问题来做。

　　我是抱着做企业的心态去做这件事的：它有一定风险，但对社会影响巨大，值得去做。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责任，尽责任去改变现状。

　　同样，企业家的视角也让我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径。我喜欢用严谨的统计和数据分析来研究社会问题。以往质疑现行人口政策的人，大都是从人权、法律等角度出发，但经济这个角度没有讲得很透彻。我希望从这个角度切入——经济学讲究人的自由选择，用经济来调节人的选择比较合理;采用行政命令，往往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我觉得政府也更容易接受这样一些观点。

　　我也给自己下一个可控的指标：经过一段时间，让人群中70%到80%的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改革，至少是放开二胎政策。到那个时候，民意如此，我相信决策层再不动不太可能。

　　梁建章：携程网董事长，以商人的背景“跨界”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用严谨的统计和数据分析研究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呼吁生育政策改革。 (刘春霞/图)

　　2011年，我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写一本书，使用的就是这种跨界的合作方法：李建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我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

　　后来，我又联合了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建议书，呼吁尽快进行生育政策改革。经济学家的声音以前是没有的。

　　最近的这几篇关于张艺谋超生、河北喝农药自杀的“超生”父亲等文章，也都是与黄文政合写的。他是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擅长从环境资源的角度做一些推理，也是出于责任感在花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

　　坚硬的制度在一点点松动。2011年，我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被几家出版社拒绝。一年后，这本书得以出版，社会上反思人口政策的声音也慢慢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来谈论，如任志强这样的网络“大V”，还有陈志武这样的经济学家。

　　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让人欣慰。但我还是认为：步子仍可以更大一些。

　　我们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也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起点。此外，像征收社会抚养费这样的政策也该结束了。

　　(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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