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以锦：我是报人，报格不可丢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先谈谈“是”是什么的问题。

　　《说文解字》里，“是”指的是夏至时分太阳走到空间的基准点上。由此，“是”引申出“正确”、“善”等含义。《淮南子》中有“立是废非”的说法。“是”还意味着“遵从、以之为法则”，《荀子》中有“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之语。

　　我们已经很少谈及“是”的上述含义了。尽管，“是”也许是我们使用最多的汉字。我是教授，我是政协委员，我是商人，我是官员……当人们习惯用这样的句子向别人介绍自己，却往往忘记了“是”字之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我”，而“是”字之后，是这些称谓应该正确遵从和恪守的职业法则。

　　这也就是南方周末为何以“我是”为纲，来编辑这一期报纸。我们让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来阐释“我”，更阐释他们的人生规则。他们或是“兢兢业业”，向内寻找本职工作的意义;或是“不务正业”，向外拓展人生价值的外延。无论向内还是向外，他们都在遵照内心的信仰和规则，确立自己的“是”，写下大写的“我”。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范以锦：南方日报原社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春霞/图)

　　现在都在讲“转型”、“突围”，“转、突”，不是以牺牲报纸的格调、牺牲良好的报业文化为代价。丢失了报格、离开了根基，即便是报业大厦也会轰然倒下。

　　2013年，是报人焦躁不安和陷入深沉思考的一年。

　　生存环境空间的压缩，报纸不得不进行艰难的突围和转型。这里只是特指传播技术发展引发的报纸危机。互联网新技术的兴起到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经历了多年，纸媒“严冬论”、“拐点论”也争论了好几年，而报纸的真正危机2012年才体验到。2013的困境更是多年来少有，连一些强势的市场化媒体也叫苦不迭。“转型”成为媒体圈里的热词。纸媒的这种经营困境外界不了解，或者不太容易理解。相反地，媒体的道德问题却在沸沸扬扬中被外界广为传播。最有戏剧性的是陈永洲事件，从对执法程序的质疑，到对媒体职业操守质疑的颠覆，加上几个类似事件的连续披露，个案升级为整个行业的污浊。

　　陈永洲事件的真相最后如何，相信有关部门会有一个结论，笔者不能妄加猜测。如果最终证明他的确拿了50万元，这虽不是媒体的孤例，过去有，也许今后还会有，但我依然要说，这毕竟是媒体圈里的极少数人的丑行，不要把整个媒体行业都抹黑了。总体来说，媒体的道德处于全社会的中上水平。因此，当媒体发生“50万元”这样的案例时媒体人都会大吃一惊，社会舆论也会强烈谴责。绝大多数媒体人容不得败类沾污我们的职业称号，国家和民众也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谁叫我们是媒体人呢!媒体人得有媒体人的样子。

　　媒体人是什么样子?社会赋予我们媒体人很多职责：我们是无冕之王;我们是社会了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我们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因为我们行使着神圣的使命，正因为社会方方面面期待我们的职责与称号要相匹配，所以一旦媒体发生严重的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社会舆论哗然，也是必然的。我们媒体人常讲监督的责任和勇气，但如果不自省、自律，怎样监督别人?何以理直气壮承担“舆论引导人”的职责?

　　现在都在讲“转型”、“突围”，“转、突”中，不是以牺牲报纸的格调、牺牲良好的报业文化为代价。无论怎么转，报还在，纸媒不可能都消失，即便转型后的电子报，也依然需要良好的媒介素养去支撑。一份报要打造成品牌，并在转型中往延伸出去的平台上继续收获品牌价值，首先是要打造好报格。有什么样的报格，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品质和品牌价值。

　　报格与人格是紧密相关的。我手头上保留了一份朱光1964年3月8日写给杨奇的信。信中的第一句就是“别后甚念!”然后对杨奇“仍操旧业，长期专攻一行”表示赞赏。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有深交，但很难想到杨奇曾以极大勇气在报上批评朱光主导的一个重大项目。那是1951年6月，时任南方日报社副社长兼《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杨奇，从通讯员那里了解到广州有机肥料厂建厂工作发生许多错误，经调查核实写成了两千多字的批评稿发往《人民日报》。他原本就认识拍板上这个肥料厂项目的广州副市长朱光，于是明确告知：“朱市长，我要在报上批评你。”朱光未求情，事后也未找人疏通。果然，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篇批评报道。后来，朱光写了一篇检讨刊发在《南方日报》上。一个有批评的勇气，一个有坦诚面对批评的胸怀，他们还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朱光调离广东北上后常念及杨奇，因此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充满深情厚谊的通信。朱光已仙逝，杨奇过了九十仍健在。他常和我谈起的就是文人办报、报人风骨、舆论监督等问题。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但愿广东新闻传媒共同努力，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坚持弘扬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国家甚幸!人民甚幸!”

　　办过多种报纸，从办油印土报到办现代报纸，不管怎么变化，报人的骨气未变——他就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主要创办人杨奇。《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之后，又有《南方周末》等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尽管后人经常会谈怎样办报，也会创造许多新鲜经验，但不要忘记杨奇等老一辈报人的“勇气、责任和担当”精神。后来的报人的血脉中，流淌着他们播下的“南方基因”。

　　2014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传统报业及其报人会面临更大、更多的挑战。常听媒体人说，好几年没有提工资了，而工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超负荷工作的媒体人自我调侃“女记者当男记者用，男记者当牲口用”。我还是那句话：“谁叫我们是媒体人!”生存的艰难，不应成为道德失守的理由。也有人认为，在各种利益角逐面前，难以独善其身。然而，通过陈永洲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同流合污的风险。倘若被某利益机构所挟制或非正当结盟，最先倒下或者被抛弃的可能就是记者了。

　　老一辈留下的“基因”不能流失，良好的文化需继承。丢失了报格、离开了根基，即便是报业大厦也会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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