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老太帮助家里多个保姆学习成为金牌月嫂

　　孙世英家宽敞的客厅几乎被记者挤满了。他们扛着摄像机、举着录音笔，记录下这位92岁老太太的一举一动。

　　记者们是被这样一则社区新闻吸引来的：从1985年至今，孙世英前后雇用了约20位保姆，她帮助其中的几位学习了从解剖生理、内分泌知识到英语、缝纫、财会等技能。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出入孙家的这些小保姆，如今有人成了月薪近万元的“金牌月嫂”，有人当上初中英语教师，还有人成为企业会计，走上了自己过去未曾预料的道路。

　　在新闻里，人们称孙世英为“春蚕奶奶”，她还登上了一家电视台的“好人榜”。可满头银发的老人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些再平常不过的事。“她们到我家时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如果不是家境不好，也不会这么早就离开父母和学校。如果她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愿意帮助她们。”

“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孙女一样”

　　“春蚕奶奶”如今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北京北四环外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由于女儿坚持做“丁克”，这个三口之家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按曾经在这里打一年多工的保姆小荷的说法，这是个“典型的老龄家庭”。

　　上世纪80年代，孙世英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妇产科离休。那时她居住在郑州，常年被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困扰，于是家里开始请保姆。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孙世英家也先后换过将近20位保姆。但只要她们在这里工作上几个月，这位曾经中风、患过乳腺癌的老人总能记得住她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甚至还保留着其中一些女孩的照片。

　　“安芳、艾菊、凤如、邦燕、小荷……”她伸出生满皱纹的手指，一个个数着说，“我家里人不多，儿子一家移民美国，所以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孙女一样。”

　　当年18岁的河南姑娘安芳是这家的第一个保姆。在老太太看来，她虽然已经初中毕业，却对继续学习文化知识不太上心。不过，孙世英也发现，安芳喜欢做缝缝补补的活儿，于是干脆在60元工资的基础上，又每月补贴她15元去缝纫学校学习。

　　艾菊则是个爱学习的姑娘，并且特别喜欢学英语。曾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孙世英帮她买了录音机，教她口语，甚至常主动对艾菊说：“那我们就开始conversation(对话)吧！”后来，艾菊继续读了中专、大专，在河南一所中学当上了英文教师。

　　不过，最令老人唏嘘的还是凤如。凤如的母亲是续弦，她在家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姐。7岁时，父亲去世，这一母一女就显得更多余了。她仅仅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被迫辍学，不久便进城打工。

　　在老人家里的日子，或许是女孩生命里的一段悠闲时光。那时孙世英和老伴儿的生活都可以自理，凤如只需要做些简单的家务活儿，每个月能赚上80元。日子久了，孙世英发现凤如连日常汉字也认不全，就教她识字、写字，再教她写信的格式。

　　过去“半文盲”的女孩，开始兴高采烈地写信回农村，问母亲“现在过得好不好”。

　　但时间不长，她的嫂子生了小孩，哥哥叫她回去帮忙照顾。临走时，孙奶奶送了她一件呢子外套，而她抱着奶奶的肩膀痛哭。等待着她的生活并不难预料——回到家乡，给家人做保姆，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仅仅能解决住宿与三餐。

　　“那孩子太苦了。”坐在家里的木椅上，伛偻着背的老人回忆道，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曾收到过一封凤如写来的信，这个识字不多的女孩在信里写道：“我很痛苦。”

　　孙世英给凤如的哥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她在我这里可是有工资的，回家你好歹也要给她点儿零用钱吧。”

　　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电话是否起到作用。老人后来搬到北京与女儿同住，变了邮寄地址，她再也不能收到凤如以往每年都会寄来的贺年卡了。

“我和她可有话聊，待在一起话就多”

　　如今，在孙世英家里，31岁的张崇是刚刚来了两个多月的保姆。事实上，这是她在结婚后第一次出门到外地打工，第一次走进北京。

　　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短发、微胖、不爱与外人交谈的张崇是极为不起眼的一个人。她是被“换过来的”。过去，她的丈夫在南方一座城市开公交车，收入还不错。但这两年，丈夫被检查出患有恶性肿瘤，他只能回到河南驻马店的农村老家照顾两个孩子，并让妻子外出打工。说到自己家里的状况时，她双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神色平静得像是谈论别人的故事。

　　但孙世英知道，张崇希望能多赚点钱，就像曾经在这家里待过几年的小保姆邦燕一样——她如今已是“金牌月嫂”了。

　　尽管老人已经记不清邦燕究竟在自己家里工作了多少年，但她仍记得1992年第一次看见这个女孩的样子。她长相清秀，身高却只有1.38米，进门的时候怯生生的。

　　在来到孙家之前的几个小时，这个矮小的女孩正在家政公司门口急得团团转。在老家，她常常被酗酒的父亲打骂。当时“年轻，脾气太倔”的邦燕，干脆跟着曾在北京当保姆的表妹一起离家出走。但那个年代的家政市场远不如今天开放，公司只接收有介绍信的人。“只带了一张身份证”的姑娘傻眼了。

　　她在公司门口遇见了孙世英的家人，当听说她的学历是初中毕业时，他们将她带回了家。在这里，最初连米饭都蒸不熟的邦燕是从做饭学起的。她还得严格执行孙世英的卫生标准。“透明的和发乌的可不一样。”老医生严肃地说，“如果是在医院，我可得带着白手套把房间里的犄角旮旯都摸一遍，手套不变色才行。”

　　回忆到这里，邦燕“咯咯”地笑起来，“其实她从来也没这么检查过。”

　　她有时候觉得奶奶“非常严，不是一般的严”，但更多时候她也承认，这些经历对自己今后很有帮助。

　　更何况，不管怎样，“我和她可有话聊，待在一起话就多”。晚上，她们能从9点聊到11点。有时候，邦燕发现孙世英的情绪不好，就会问一句：“要不然咱把房间给挪挪？”

　　所谓“挪挪”，就是像不少家庭主妇转换心情的方式那样，把房间里的家具来个“乾坤大挪移”。这时，好似祖孙俩人就会费劲地将家具全部换到新位置。“爷爷觉得我们做的事有些可笑，可我俩还觉得挺有滋味。”邦燕又笑了起来。

“她是用心对我好啊”

　　对邦燕发生最大影响的转折，发生在她来到北京两年后。那时，她已经对一般家务活儿驾轻就熟。在孙世英看来，邦燕每天都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那不如就来学点知识，反正也不耽误事”。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孙世英就考取了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她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亲切地称她为“小老乡”。有时，她会和同学们一起被邀请到周家“打牙祭”。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生产时，孙世英正在产房里见习，后来还因此与年岁相差不远的于立群成了好朋友。

　　“反右”中，孙世英陪同丈夫刘琦行一起被下放到郑州工作。直到离休前，她都在妇产科行医。所以，这位老医生想教教邦燕“解剖生理”。

　　如今回忆起那段故事时，老人记得这主要是由于邦燕曾经向她诉苦：“在农村，有病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可在邦燕看来，自己当时可没有一丁点想要学“解剖生理”的意思，甚至恰恰相反，“开始我太没兴趣了，我又不当医生，学这个干什么？”

　　可时间毕竟是空下来了，邦燕想着，“反正又没事，学点知识也好。”

　　每个星期总有两个下午，这一老一少就趴在客厅的餐桌上学习。学习内容包括：月经是怎么来的，婴儿是怎么出现的，内分泌系统的知识，甚至还有消毒步骤和营养学。尽管是“业余学校”，可孙世英毫不放松课堂上的要求，唯一的学生每堂课都得做笔记，下节课开始前要先通过测验，直到“好了，这个课过关了”，才算结束。

　　“刚开始硬着头皮”的学生渐渐从这门课里找到了乐趣。一个孕妇来家里做客时，孙世英拿出听诊器帮孕妇检查，还让一旁的邦燕也实践了一把。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胎心，“觉得太好玩了”。

　　邦燕并不知道，这些当时看来好像不太用得上的知识，在她未来的生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时，邦燕仍对自己未来的道路一片迷茫。她只有二十几岁，文化程度不高，与父母疏于联系，背井离乡，心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可在孙奶奶看来，她却是个“又自卑又自负”的女孩子。

　　老太太想给她介绍对象。邦燕的身高成了难题，先后3个男人都不同意。孙家一个亲戚家的司机，尽管个子也不高，却说：“我这么矮，可得找个高的。”第4个人最终成为邦燕的丈夫。那是个身高1.8米的男人，他的表哥与孙世英的女儿是同学，他也十几岁就来到城市打工，家庭条件不算太好。

　　1999年，他们结婚。酒席只有一桌，是孙世英和家人帮着置办的。邦燕在城里的亲戚只有一个表妹，孙奶奶家算是“娘家人”。老人还将自己摸彩票时中的一台25英寸彩电作为陪嫁。

　　“我这儿离不开人。你都结婚了，也不能把你绑在这儿。”孙世英这样想着，终于与陪伴了自己好几年的“孙女”分别了。邦燕生下一个女儿后，就在北京做起了月嫂。目前，她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9000多元。

　　每当提到邦燕，老人骄傲的神情就像是说着自己的孩子：“她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很高的！”不过，她又心疼地补充了一句，“听说晚上常常不能睡觉，实在太辛苦了。”

　　至于邦燕，她今年已经40岁了，却仍时常给老人打电话，向她请教产妇遇到的问题，也帮奶奶排解心情的郁闷。她说：“奶奶对我的改变，太大了。”

　　有人问起孙世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帮助家里的小保姆。老人则会提起一个20年前的故事。邦燕刚到她家的第一天，孙世英就因心脏病住进武警总医院。尽管病房里还有一张空床，但邦燕却整夜未睡，盘腿坐在床沿，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她不知道什么是心脏病，也不知道这种病该怎么护理，但她“就是觉得害怕，就怕睡着了听不见你叫人”。

　　“她是用心对我好啊。”老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