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老太帮助家里多个保姆学习成为金牌月嫂

“人跟人应该平等”

　　有关“春蚕奶奶”和保姆们的故事，实际上是在一本名叫《历程》的书里被找到的。这是孙世英老人90岁那年写的自传，讲述了她和丈夫一生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与保姆相关的内容仅占其中的半页。老人写道：“我认为青年的女孩，初中文化，工作不易……来做家庭服务……我能培养帮助她们也是应该的。”她猜想，或许是由于将书送给了自己所在的党支部，支部成员发现了这其中特别的一段并通知了记者，才使她受到媒体关注。

　　尽管帮助保姆的故事仅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可孙世英却觉得，正是那本书中叙述的生活和经历，让自己成了保姆们如今面对的这样一个人。

　　她1921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祖母家经营银楼，是徐州城的第二大富商。父亲曾参加北伐战争，任职团长，后又在徐州任过盐务局纠察队长和税务局长，“都是肥官”。因此，孙世英从小读幼儿园、教会学校、高级助产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丈夫刘琦行与她青梅竹马。刘父是黄炎培的同学，曾任国民党苏浙皖监察使、南京教育局长。刘母1909年就加入同盟会，后以“革命元老”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

　　这样的两家人，或许很难想象，自己的儿女居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们在南京举行婚礼时，后来在台湾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前去道贺，李宗仁、宋美龄也专程派代表前往。正当这些国民党大人物走进一楼大厅的婚宴时，地下党却正在二楼孙世英的新娘梳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后来，刘琦行与父亲背道而驰、加入共产党的消息，甚至还曾登上多家报纸。

　　为了躲避蒋介石政府的迫害，这对年轻的夫妻曾躲去香港。1949年4月，政权改变前夕，他们乘船北上，回到北京。

　　如今，人们带着对“春蚕奶奶”故事的好奇走进这个家庭，才得知了更多传奇的往事。老先生刘琦行在几年前去世了。娇滴滴的千金大小姐为宣传抗日一天走60里路以至于抱着脚痛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如今出门已经需要坐轮椅的老太太，还是会时常将话题说回到那些过去的时光。

　　她说，自己一生为人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她的祖母，那是个善良的前清女人，如果有乞丐来家里讨饭，这位女主人都会亲自将好饭好菜送到乞丐面前。而另一位，则是她的“老乡”周恩来，“他是个无儿无女却毫不自私的人”。

　　“人跟人应该平等。”孙世英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后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信念。

　　今年正值“反右”运动55周年，她曾接到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的电话，希望她写写刘琦行在“反右”中被下放时的情况。当谈起这个话题时，一直很平静的老太太承认，只有在1957年的时候，她“有些后悔”。

　　“我们是为了不做亡国奴才抗日，为了民主和自由，才反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这位老党员缓缓地说。

　　在谈起为什么要尽心力培养家中的保姆时，孙世英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些小姑娘十七八岁就出来打工了，要是我的孩子17岁时，我可宝贝她。”

　　直到几次聊天后，她才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年岁时，正值“文革”。当时她被隔离起来，关在一个学习班里，由6个年轻人看守。每天晚上200瓦的灯泡亮着悬在头顶，令她无法入睡。老地下党员刘琦行每次送饭时，都将一小张透明纸包成团放进饭盒一角，纸上有时写着“一定要坚持说实话，不要怕威骂”，有时写着“说实话吃好饭”。

　　“那些看管我的青年们，她们哪有这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老人在自传里这样写道。只是，由于这场家庭变故，她的孩子大病一场。

“我有时很难过，想回家，但又不甘愿回去”

　　并不是每一个保姆都愿意学些什么。孙世英把来家里工作的保姆归纳为3种：有些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我愿意培训她，也不耽误什么事”；有些中年人，可以学学营养知识和膳食搭配；还有些人对学习没兴趣，也就“从不勉强”。

　　她常说，自己是个“脾气不太好，要求比较高”的人。在她家里，门把手必须每天都消毒，回答问题不能用模棱两可的“可能，差不多”，只能说“是”或“不是”。因为当了几十年的医生，她的鼻子特别敏感。一次，保姆从身旁经过，她闻到一点异味，就立刻送对方去医院治疗妇科病。学习也并没能让所有人都过上满意的生活。2005年，只有20岁的小荷从甘肃老家的电脑学校中专毕业后来到北京。她找不到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只好想着“先到个人家过渡一下”。就这样，她在孙世英家做了两年多的保姆。

　　直到今天，她都不愿意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在谈话中很少提到“保姆”两个字，有时干脆就用“这一行”来代替。小荷承认，自己“从上学的时候就对这一行有抵触”。仅有小学学历的堂妹也在做保姆，这或许是她抵触的原因之一。

　　一天，她走在街上，被塞了一张补习班的传单。看看里面的科目，她觉得“会计班”看着挺不错。回到家，孙奶奶也鼓励她的选择，还亲自送她去报名。她一边在奶奶家打工，一边在学校上课，坚持了一年多，又考了专业证书。接着，她就彻底离开“这一行”，在北京的一家公司里当上了会计。

　　在小荷看来，“奶奶是个典型的好人”。直到现在她仍每周都去看奶奶，帮她家里交电话费、开通网络，也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她有时还会带着男朋友一起回去，却不说自己在这家里做过保姆，而是称呼老人的女儿为“干妈”。

　　她还是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后来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会计这份工作，每月工资3000多元，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艰难。小荷拒绝与记者见面，在电话里，她的声音听上去仍旧充满迷茫：“这样就是安稳吗？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很难过，想回家，但又不甘愿回去。”

　　月嫂邦燕则算是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她的收入可观，丈夫也在一家小区物业公司找到了比较稳定的保安工作。这个爱笑的女人如今对身份证上的名字“帮艳”并不怎么喜欢，在介绍自己时，她会郑重其事地说：“我的名字是安邦定国的邦，燕子的燕。”

　　看上去生活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由于工作他们没法照顾孩子，女儿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被送回了邦燕的老家，四川青川。

　　正如孙世英老人所了解的那样，在这座城市里，保姆与雇主之间的矛盾时刻存在。邦燕也未能例外。

　　去年，她曾被雇到一个三胞胎家庭。那3个婴儿“小极了”，刚出生时分别只有3斤、3斤和3斤半。“只有这么大一点。”邦燕伸出双手比了比。她照顾着三胞胎一点点长大，因为3个小男孩儿很少有同时睡着的时候，她只要稍稍打个盹就会被哭声惊醒。

　　那段时间，邦燕实在累坏了。满月那天3个孩子同时睡了两个小时。就是那短暂的两个小时，让邦燕感到“实在是太幸福了”。年轻的父母对她非常满意，甚至希望能雇她一整年。但三胞胎的奶奶却极厌恶这位月嫂。邦燕一直想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凭猜测，原因大概是自己的喂养方法与老人常有不同。她先是被老太太撵走，然后又被那对年轻的夫妇接回家里。

　　一次，雇主给她放假回老家，她也不敢和女儿多待几天，匆匆赶回北京。可没想到，刚一回来她就彻底被那位奶奶撵了出来。年轻的父亲给邦燕发的短信里写着，他会让孩子长大后记住月嫂的恩情，但他“实在无力阻止家长疯狂的举动”。

　　这家人或许并不知道，就在那次邦燕与自己的女儿分别后，刚上五年级的小女孩哭了很久。她在发给妈妈的短信里写道：

　　“妈妈我不会让您操心了。我会好好学习的，等将来考上北京大学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妈妈我不会常烦你的，但也要常联系哦！妈妈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想你但不哭吗？妈妈如果我想你忍不住给你打电话烦你，请不要闲(嫌)我烦好吗？好了妈妈，再见。”

　　在邦燕的钱夹里，除了一家三口在老家的合影，还一直放着三胞胎的照片。她总觉得，就连对自己的孩子，她也没有“这么呵护、这么付出”。今年过年时，她趁老人不在家的时候，专门去看了一次已经长高长壮的三胞胎。

　　可这件事还是传到了三胞胎奶奶的耳朵里。她给邦燕打来电话，在夹杂着脏话的语句里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我们家孩子不用你看。”

　　邦燕默默挂断了电话。

“我多了很多孙女，这是福气啊”

　　其实就在孙世英老人的家里，也并非没有雇主与保姆间的矛盾。

　　这里有过一个“流兮兮”的保姆，“脾气坏得很”，喝骂了老人从美国回来的孙子。“我老了，也不想听她大声说话。”孙世英说。另一个保姆，丈夫赌钱，又有了婚外情，她便每天像“发疯了一样”。有时，老人托保姆去买一盒华素片，那人便会偷偷地从盒里拿一板药藏起来。这样的小问题积多了，老人最后只好把她们辞退。但无论如何，如果对方要回老家，她总是会为她们买好回程的火车票。

　　有时，老太太会想起小萍。为了900元彩礼钱，这个女孩9岁就被父亲订了人家。“那么小的孩子订个什么婚！”孙世英听说此事后气愤极了。她告诉小萍，赚到钱千万不能乱花，一定要赶快把彩礼钱攒出来还上。

　　小萍也是一个小学都没怎么上就外出打工的女孩。在孙奶奶身边，她学会了使用计算器，也学习识字。后来她每天都能写上六七百字的日记，记录自己“每天做点什么想点什么”。

　　可有一天，小萍出去逛街买衣服，突然慌里慌张地跑回家。“奶奶，我拿了人家一件衣服。”她嗫嚅着告诉老人。孙世英简直不敢相信小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她让女孩马上把衣服还回去，可女孩哭着拒绝：“我不能还，还了他们会叫警察抓我的。”

　　没过多久，小萍离开了这个家。临行时，她将自己写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奶奶。

　　所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事，并没有让“春蚕奶奶”怀疑自己最初的想法，她仍旧认为，“女孩们本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把她们拴在身边，就是害人家嘛”。就像如今在她身边工作的张崇，丈夫生了重病，老太太理解她希望能像邦燕一样做月嫂，多赚些钱。

　　前不久的一天，张崇用轮椅推着她到市场，她买回一个“长手长脚的青蛙人玩偶”。回到家，孙世英将玩偶用作“教学器械”。“你看，洗澡时要轻轻按住婴儿的耳朵。”她开始一丝不苟地给保姆演示，如何“将掌虎口环于后脑勺，拇指和中指按住小孩的耳朵”。

　　也许过不了多久，张崇也会借助她培训的力量，走向更远的地方。“有时候，雇保姆雇得伤心极了，我家都成了培训所了。”这个看上去有些衰弱的老人叹了口气，但随即又高兴起来，“她们从我这里出去，大多都把这儿当成家，时常会跑回来看我。我多了很多‘孙女’，这是福气啊。”(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