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对于夏衍的遭遇,也有着同样的看法,“用5年的时间考察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时间越长,对青年教师更换学校、转行更加不利。”
然而,夏衍说,他带着被解聘的“污点”四处找工作,直到目前都没有结果,又缺乏勇气转行,如今只能以代写论文为生。
对此,陈武元表示,“非升即走”虽然是个好政策,但需要用明确、成文的契约规则来规范,“不能靠人情关系、潜规则,还要有受理投诉的组织,老师如果对结果有异议,一定要有申诉途径。”
僧多粥少的“职称名额”
相比于夏衍,中央民族大学的秦婉感觉幸运多了,她很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也顺利加入了大教授团队,基本每年都能拿到一个项目,属于夏衍所说的“有人罩着”的青年讲师。对于何时能升副教授,没有“非升即走”、“末位淘汰”压力的她并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