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次都是差一票就留下了。”夏衍对澎湃新闻说:“我发表过8篇SCI论文,拿到了2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还是没能留下。”
据他称,关于“谁升谁走”,国外大学普遍采用“评审制”,对“升”没有名额限制,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国内高校则多采用“名额制”,指标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更让夏衍感到无奈的是,评审教授来自各个专业,无论他们对夏衍的研究领域懂不懂,都有权投票。“让搞理论研究的教授评搞工程研究的老师,感觉不公平,要不怎么说隔行如隔山。”
对于夏衍的经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组织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讲师晋升副教授确实是有一定的比例,但不同学院、学科比例有所区别,“我们主要按照老师的科研成果来评估,教学也会考察。”
“高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但‘非升即走’的政策在应该是利大于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冯倬琳认为,虽然政策看似“残忍”,但“它代表国内大学在向国外制度学习。”
在他看来,如今的高校制度是越来越规范、发展越来越好,“一直按一个套路发展只能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有活力。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跟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