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西部教育像一个“连环套”,落后的原因是人才缺乏,而人才缺乏的原因正是因为落后。郑强初到贵州大学时,学校只有27%的教职工有博士学位,他提出了“每年必须引进100个博士”的要求。几年下来,“2016年教职工中博士的占比已经达到33%了”。学校土生土长的教授中,也实现了院士和长江学者的突破。
但是,在趋好的现实中,很多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目前我们能给一个‘领军人才’开到年薪80万元甚至100万元以上,但多数还是不愿意来,知识分子不是只看重钱的,更看重学术前景和平台。”郑强说。
“除了加大对西部院校的资金支持力度,让那里的教师能够衣食无忧,硕士点、博士点建设一定要重视。”左东岭认为,高校以学位点建设作为突破口,是缓解西部人才流失的有效方式,“作为高校老师,我们最在乎的是两件事,能不能做喜欢的研究、能不能带出好学生。”因此,国家对西部高校在学位点建设上予以倾斜,或能让西部留住甚至吸引更多人才。
“限制人才流动是不可能的。”像蒋平安一样的西部高校校长也早已意识到,依靠扣留档案等粗暴手段阻止人才外流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要争取的不仅是当地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因此蒋平安对“双一流”建设充满期待。
他说:“‘双一流’施行后竞争会更加激烈,如果还用一把尺子衡量,对西部高校来说不是利好,就像CBA和NBA很难打到一起去,如果‘双一流’能分区分类进行评估,或把一个蛋糕中的一块专门切给西部,人才可能更容易沉淀下来。西部高校的发展需要更多机遇。”(记者 梁璇 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