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分类”箭在弦上，政策配套如何跟进？

　　“对民办学校按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进行分类管理，从法律上破解了困扰民办教育发展的学校法人属性不清、财产归属不明、支持措施难以落实等瓶颈问题，扩展了民办教育发展的空间。”不久前，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闭幕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就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历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第十八次、第二十四次会议的三次审议，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将在9个月后与民办教育实践深度相拥，而新法面对的将是一个与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截然不同的民办教育发展格局。《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当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6.27万所，各类民办教育在校生达4570.42万人。

　　早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恰逢《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十周年，来自福建、吉林等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困惑便出乎意料地集中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区分、不同性质民办学校的土地财税优惠政策差异等。

　　现实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法过程被染上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它的即将“落地”也如期引发了围绕“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大类别的集体关注。

分类管理：机遇还是挑战？

　　“法律的修订，把过去不清晰的问题清晰了，没突破的突破了，为整个民办教育发展厘清了方向，提供了法律的支持。”长期关注民办教育法律进程的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注意到，此次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最终“落槌”之前，《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两部上位法已先行完成修法程序，为《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全面修订扫清了障碍。“非常不容易！这样既对营利性学校有保障，也会让非营利性学校能够获得更加清晰的法律支持和政策配套。”黄藤对此满怀信心。

　　在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基础教育分会会长、北京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现北京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创始人张福歧眼里，此次修法，是权益与利益的博弈结果，是政府为维护人民权益、保障人民利益所做的现实努力。虽然可能会有挑战，但他更愿意将此次新法落地看作民办教育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难得的机遇。

　　“从2002年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一些民办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现在面临选择，可能会有困惑，但我认为这种困惑是暂时的。”黄藤坦率地说，新法规定如果选择终止办学，给予一定的回报和奖励，是对民办教育投资者权益的有效保障。虽然任何一所民办学校的兴办都不是以终止办学为目的，但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对民办教育发展就会是一种促进。

　　跨越14年的时代发展，在民办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新法对民办教育投资者、举办者和办学者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

　　“这次的草案做了比较大的修订，体现了与民法总则、教育法的一致性。其中，实行分类管理以及非营利性机构不得获取办学收益，是非常大的政策变化。”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这样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龙超云则认为，教育与人口政策联系非常紧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的新一轮入园、入学高峰，依法促进民办学校规范办学，有效疏解社会公众对教育供给的焦虑，也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一种途径。

　　在实行分类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民办学校的扶持政策，是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显著特征，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在财政、税收优惠、土地、收费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民办学校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障等，都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是教育领域一次重大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坦言，虽然已经是第三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但审议期间仍存在一定争议，具体而言集中在分类管理、合理回报、物权、治权和义务教育5个问题,“而这5个问题，都始于分类管理这项重大改革”。

　　从新法删除了“取得合理回报”这一改变中，黄藤敏锐地发现了用法治方式规范民办教育的味道。“其实过去已经提出了民办学校分类的思路，但由于当时与上位法有所冲突，就只能用‘合理回报’作为中间状态。”黄藤认为，这样很容易带来的问题是，真正想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无法获得与取得回报的民办学校差异化的税收支持，想上市的民办学校又因其非营利性的属性受到制约。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修订前，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教育，实际上发展到今天，很多民办学校已经实现营利了。”参与修法进程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吴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