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养活这一大家人,他父亲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岁的爷爷还得去干农活。”乡亲们说,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几分,老人种的所有粮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种地基本不赚钱,年轻人还能喂牛喂马,可是他一个快80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喂牛喂马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乡亲们认为,在韦某胜的父亲因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韦某胜成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村里14~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并不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用”的观点也并不坚守。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些成绩较差、未体现出读书潜质的孩子,这些农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