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83周年 回眸厦门市民抗日精神抗战史实

　　商界抵制日货及日办报纸

　　“9·18事变”爆发后，厦门的报纸报道社会团体、商界、学界抗日的版面。

　　“如有奸商偷运日货，由监察队查明，与众共弃”

　　光有社会团体的力量是不够的，厦门反日会立即联合商界人士一起抵制日货。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9·18事变”后，厦门抵制日货的情况，已形成相当规模的组织和一定的纪律，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有违反的商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江声报》9月20日报道，厦门反日会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处理贩卖日货及由日轮配运货件条例》，其中记者整理出4条具体措施，惩罚之严格，规定之细致，足见当时抵制日货的高涨情绪：

　　1.对于厦门商人直接贩卖日货的，将全货扣留充公，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当的罚金，或游街示众；

　　2.偷运日货被发现的，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当罚金或名誉上的处分，将奸商名字公布，与众共弃；

　　3.向日商购买商品的，无论数量多少，全部充公，予以罚款，并游街示众；

　　4.以日货假冒国货贩卖的，日货充公外，还要问责其主要负责人，游街示众。

　　“枪打出头鸟”，商轮“丰裕号”就成为了这只“出头鸟”，措施刚提出几日，“丰裕号”包庇外人贩卖日本人的货，就被厦门反日会发现了，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厦门反日会念初犯，从轻处罚50元。

　　不仅是商品，连日本人办的报纸《全闽新日报》也在抵制之列。反日会呼吁政府禁刊该报广告，民众不要传阅这份报纸，一起抵制虚假谄媚报道的宣传。

　　厦大师生自发北上抗日

　　“抛下书本，一致向前奋斗！”

　　都说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是军人干的事；而平日里风光无限的书生，上了战场就成了“百无一用”之人。但是“9·18事变”发生后，厦门教育界、学界的学生、教授们的表现可一个个都是纯爷们。无论是厦大学生赴前线为国捐躯，还是集美中学十几岁的初中学生自发抗日，都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

　　1931年9月26日，在厦门反日会的提议下，厦门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全市各校举行“雪耻周”活动，内容包括4个方面：全校师生和员工彻底不买日货；各高级中学学生应特别注意军训，随时准备应付日寇挑衅；通告学生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残忍行径，唤起年轻人抗日热情；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用文字或图报形式向各界宣传。

　　10月17日，厦大组织义勇军抗日。《江声报》报道：“该校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在群贤楼开会，校长林文庆上台训词，词多激励学生极力加强军事训练，以救中国。”据当时统计，全校加入的学生、教职工有700多人，从19号起就开始军训。报道中还特别提到，如果有经济困难无力购买军服等装备的学生，学校会设法帮忙补助。

　　除了集体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外，厦大还有自发北上抗日的3位默默无闻的师生。他们是法学院的学生李治年、易元勋和图书馆职员秦贤行三人。据《厦大周刊》记载，“本年（1932年）2月间，因激于爱国热忱，自动北上参加抗日工作。”

　　2个月后，李治年、秦贤行从前方发来噩耗，易元勋于1932年4月15日为国捐躯，并于16日将棺椁运往北平。

　　据《厦大周刊》记载，易元勋在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他自愿放弃学校优良的读书环境，前往北方前线抗战，结果不幸“死于暴敌锋镝之下”。易元勋死后，《厦大周刊》专门发文，“我倚后死者，尤须继易君之精神，完烈士之遗志。”勉励厦大学子向他学习。抗日救国会专门为其举行追悼会，慰其英灵。

　　“9·18事变”发生后，厦大闽海学会选出了15名委员组成“抗日救国委员会”。他们发告全校师生书、贴标语如“抛下书本，一致向前奋斗！”并分函召集全校各学会各学院高中部主要分子，讨论召开厦大全体大会并进行组织厦大抗日救国事宜。《江声报》称，在厦大闽海学会的鼓动下，“一时沉寂之厦大，极见激昂”。

　　当时，即使是十几岁出头的初中生也自发组织抗日团体。《江声报》在9月28日《集美各校组织反日会》的报道中称：“集美各高初中合并组织学生会，反日活动在学生会成立后进行。”学生反日活动包括抵制日货、宣传游行、不看日本刊物等。

　　与其他学界组织不同，协和大学闽南校友会着重发动海归学生和国外大学对中国抗日的声援。9月28日《江声报》报道：“该校友会通电本校教授和林校长，促电英美各大学共起主持正义。”厦门校友会主席吴着盔同日也发邮件，组织留学生或国内外各大学驻厦校友建立反日大同盟，推动抗日的国际宣传。

　　“正日方之谣，促世界同情。”《江声报》称，吴着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成了由燕京师大、圣约翰、厦大、复旦、东吴、菲律宾等国内外大学及英美日海归在厦学生数十人的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