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厦大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学。
“从全局高度来做局部工作”
53岁的朱之文中学毕业于漳州一中，大学毕业于厦大，之后留校工作。在厦大学习工作20多年后，于2000年离开厦大，先后出任省教育厅厅长和宁德市委书记，6年后又重返厦大。
在厦大，朱之文以“低调”著称，本报在朱之文出任厦大党委书记时对他的独家专访，是他接受的屈指可数的媒体专访之一。虽然“低调”，但是，朱之文给他在厦大同事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站位高远”，他的一位要求匿名的手下说，朱书记的工作要求是:要从全局高度来做局部工作，服务全局。
听上去有点拗口，不过，他的这位手下说，后来我们领悟到这句话并不是套话——作为大学，凡事都要从国家需要的视野出发，但怎么做，需要从局部的具体工作来突破，即一步一个脚印。
朱之文在当年接受本报专访中提出的:厦大要做“顶天立地”的一流大学，据信就是他有关全局和局部理念的诠释。他说，“顶天”指的就是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与科学技术前沿，解决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立地”就是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切实解决生产、生活中大量的科技问题。
融入社会 提升核心竞争力
朱之文从高校到地方，从地方再回到高校的经历，使他在高校拥有“跳出教育看教育”的视野，他的前同事说，朱之文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在于没有融入社会。
这也是朱之文这几年在厦大大力推动厦大和央企合作的原因。今年厦大90周年校庆，时任厦大党委书记的朱之文，在当时举行的厦大和央企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曾概括说，与央企的战略合作，是高水平大学提升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必由之路，有效地打开了学校进入国家科技创新前沿的战略通道。
校方曾经为此进一步解读说，道理很简单，这些央企在我们国家各领域是绝对的老大，代表的就是国家水平。大学和它合作，实际上就得逼着大学往最高水平走——你做不出最高水平的东西，人家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而一旦大学跨入央企的这个门槛，企业只要在今后做项目的时候把你“拉”进去，慢慢地，大学变成一个可以承担大项目的合作伙伴，否则，只能永远都在低水平徘徊。
总之，他认为，高水平的大学需要跟大型央企合作，大型央企也需要和高水平大学合作，这就是所谓的双赢。
这位大学党委书记，据说有和人称兄道弟的豪爽和亲和力，他的前同事说，如果他有段时间没见你，再见你时，会拍着你的肩膀问:兄弟，最近好吗？
他之前的手下说，每次加班到深夜，他会说:兄弟，辛苦了！他们说，明知道这句话也就是个客气话，但是，他这样一说，疲劳消失了一大半。
链接 复旦掌门人颇有厦门缘
（记者 佘峥）从复旦的校史看，朱之文并非第一位以“掌门人”方式，将厦门、厦大和复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人。
祖籍同安的李登辉在1913年至1916年任复旦公学校长，1917年至1936年8月任私立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
李登辉祖先在康熙年间到南洋谋生。李登辉1872年出生于印尼，青年时代到美国耶鲁大学求学。1904年冬，33岁的李登辉来到上海，回到他的祖先已经离开七代的祖国。
在复旦历史上，李登辉被人称为复旦的“保姆”——把复旦从襁褓之中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他立志要把复旦创建为中国的耶鲁。
这位同安人至今仍在复旦留下痕迹——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登辉环路。一座相辉堂，是以马相伯和李登辉的名字命名。
在1983年到1988年出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也来自于厦大。这位新中国首位大学女校长1921年出生在福建泉州。1942年，谢希德考入厦大数理系。谢希德毕业后赴美留学。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她冒着风险绕道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复旦方面介绍，谢希德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苏联模式，根据复旦大学的条件增设了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等5个学院。她大力提倡师生的创造性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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