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几近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亿万公社社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向人民公社制度发起挑战，历五年“拉锯战”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国内保守主义者的顽强阻击。前一次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做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 “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镕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镕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甚至就是江泽民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江的讲话全文2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4000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有报刊都统一行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争论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泽民讲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也是针对“左派”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听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作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来源：人民网，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