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幼师依法释放呼唤“东方智慧”

　　16日，温岭虐童案当事人颜艳红被警方释放。当天温岭市政府新闻办向媒体发布消息称，警方认为颜艳红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羁押折抵行政拘留。（11月18日《新京报》）

　　从媒体报道来看，浙江幼师颜某某虐童一案，已经彻底变成了“葫芦案”。既然警方认为颜艳红不构成犯罪，则表明警方办错了案，拘留15日已经是警方违法，却还多羁押了整整7天，解释为“羁押折抵行政拘留”，此举明显是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的，显然警方存在违法行为；反之，如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所言，“颜某某的违法事实是确实存在的”，颜某某的律师张维玉也认为“颜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追求其法律责任”，那么她究竟违反了哪部法律？为何违法了还可以无罪释放呢？一面是专家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清楚，一面是警方认为其不构成犯罪，究竟孰是孰非呢？要么是专家信口雌黄，要么是警方执法犯法，除了这两个结论，我找不到“无罪释放”的理由。

　　对于已经违法的人束手无策，暴露的恰恰是“法治”思维的某种局限性。现代“法治”模式源于西方法理传统，这种传统带有显著的西方文化烙印——分析与解构。而东方智慧恰恰相反，东方文化注重综合与整合，注重从问题的整体来把握，注重问题发生的来龙去脉，从全局和整体当中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比如，对于社会管理，我们在政府、人大、政协设立了诸多职能部门、诸多专门委员会等机构，这一思维方式同样是借鉴了西方的方法。但是我们发现，解决某一社会问题往往是几个部门联合发文，有的问题的解决甚至需要若干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以最普通的社会治安问题为例，我们拥有各司其职的公检法等部门，但还是需要成立“综治委”才行，对于占道经营等行为非得几个部门“联合执法”才行。这一点足以说明，单纯依靠西方的“解构式”思维，让某个部门去解决某种问题，往往是办不到的。这个时候，作为“东方智慧”的“综合式”思维就成了有益的补充。

　　具体到“法治”层面，道理也是一样的。中国除了《宪法》这一根本大法，还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又分为民商、行政、经济和刑事等等诸多法律制度，可谓层层分析，层层结构。立法的天然滞后性，往往会造成诸多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定性，难以量刑。以颜某某虐童案为例，阮齐林告诉记者，颜的行为是伤害行为，但是刑法中故意伤害罪要求必须有“轻伤”的伤害后果，对人体的组织造成实质破坏或者功能性损害。比如，一刀砍在头上，要头皮断裂达到8厘米以上，才算轻伤；打掉门牙要达到两颗，才构成轻伤。“解构式”的立法必然造成如此“按图索骥”式的司法，以及束手无策的执法。事实上，司法量刑不仅仅要考虑中后果是否严重，也要考虑情节是否严重。

　　从颜某某的行为来看，用双手扯着孩子的耳朵猛提，必然给孩子带来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如果不能算“伤害”，只有“致残”才叫伤害的话，我们只能说执法者没文化。并且，颜某某的虐童行为是不是孤例尚无定论，还有很多虐童的照片究竟是谁所为，警方没有给公众一个交代。如果是颜所为，则表明虐童之举具有长期性，凭此即可定罪，如果不是颜某所为，也应调查清楚，一查到底。还有一点，就是颜某自称“通过关系进入幼儿园”一事，更不能不了了之。

　　颜的委托律师张维玉表示“对以刑事犯罪的形式追究其责任持不同意见”，既然刑法对所有公民有效，那么显然张律师的潜台词就是“受虐的儿童不是中国公民，甚至连人都不是了”。事实上，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谁告诉你中华民人共和国《刑法》不适用侵害未成年人了呢？再有，阮齐林认为“颜不会妨碍调查，也不会逃跑，没有必要对颜进行刑事拘留”。在这里，有没有必要进行刑拘这个问题是可以商量、可以随意而为的吗？如果是这样，还要法律干什么？

　　综上，警方对于浙江虐童案的处置，以及专家的解释，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有的是个人理解上的偏差，有的是立法上存在空白所致，有的做法明显是在避重就轻，即便对于群众关注度如此之高的案件，警方的处置还是如此地草率、如此地弱智，如此地我行我素，全然不顾法律的严肃性。依法治国，任重道远，缺乏必要的“综合式、整体式”的东方智慧，就难免出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法律上的随意性，那么所谓的“幸福中国”只能成为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