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窝棚男子生6个孩子4个没户口 称要告到联合国去

两代“黑户”船民

　　除了大学生群体，还有一部分人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成为“黑户”，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在195万~390万之间。距汕头290公里以外的惠州就有这样一个案例。

　　初春的晨阳，掠过惠州市区东江大石桥江面，照在河对岸的建筑上，城市里的人们开始进入新的一天。

　　在东江大石桥江面附近一条破旧的木船上，62岁的霍华全叫醒小女儿霍小燕，准备去上学。虽然已经15岁了，但霍小燕却刚上小学5年级。自女儿10岁那年第一天踏入校门起，霍华全坚持每天接送4次，而学校距他们的居住地——木船不超过2公里。

　　霍华全来自一个特殊人群，时间可以追溯到1956年。

　　从那一年开始，在河源老隆港至惠州水东街之间，陆续开始航行着8支船队，分别来自广西梧州藤县象棋镇、太平镇、大黎镇、金鸡镇以及广西贺州、北流、容县、岑溪。他们从自发而来到广东正式出函邀请，与广东本土船队一起承担了众多运输任务，主要包括建国初期至上世纪90年代惠州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之间的部分煤矿、铁矿、大米等物资的运输。

　　那一年，3岁的霍华全随父母加入藤县金鸡镇船民组成的金鸡船队，与另外7支以同乡船民组成的船队一起开启了第一代的远航。

　　据记载，原惠阳航运局在每年3至7月东江航运黄金季节，都会组织“煤运大会战”，老隆港最高峰时参战人数达到1000多人。在此期间，霍华全常常被父母拴在自家船头防止落水，因为在他之前的10个哥哥姐姐中，先后有4人在往来的码头间落水溺亡。

　　“当时特别忙，孩子啥时候掉下去的都不知道，怎么捞？”霍华全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1971年，18岁的霍华全与4个哥哥一起接过父母手中的摇橹，作为“航二代”，他们继续为东江沿岸各市县以及中山、南海、番禺等地的氮肥厂、水泥厂、煤建公司服务。

　　当时广西籍船队的待遇相较广东本土船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除了惠州给广西船队提供燃料外，广西船民还能从家乡获取额外的粮票，每月每人19公斤。

　　但这种好日子在1982年发生了改变。当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文件，批准12个广西航运船队成立水运公司。而霍华全所在的金鸡船队向惠州市政府申请后，最终更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金鸡水运公司驻惠州船队。

　　由“航运社”到“水运公司”的转变，使得船民们的命运也一同发生变化。

　　霍华全因金鸡水运公司在脱离“广西藤县金鸡航运队（社）”时成为“黑户”。他习惯了将一切都交给组织，在无组织通知他需要办理户口事宜的情况下，他没有回广西落户，从小长在惠州东江边船上的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惠州人，而像他这样没有户口的“航二代”不在少数。

　　1994年，“航二代”以粮票换粮食的政策配额戛然而止，同时，随着公路、铁路建设严重冲击东江水运业，东江航运陷入衰落期。

　　进入新千年，“航二代”纷纷弃大船，在东江边干起了驾小船打鱼捞虾的营生。

　　这一年，霍华全的三个孩子，均已超过读书年龄，迫于“黑户”身份，三个孩子从未进过学校大门。

　　无力抚养三个孩子的霍华全决定，将时年10岁的老二和6岁的老三送回广西亲戚家寄养，一来减轻负担，二来可以让这两孩子在当地农村上学。同时，他将时年12岁的老大和刚刚出生的老四留在船上，老大同自己打鱼。

　　2003年1月14日，惠州市政府发出“关于整治东江惠州市区河段的通告”，限令在船上居住的船民必须在50天内迁出，而船则被要求拆除，逾期将会被强制执行，惠州市政府给予每船3万元补贴作为安置费。

　　3万元是霍华全有生以来经手的最大一笔钱，他并没有上岸安置家人，而是将这笔钱包好，驾一艘更小的木船遁入人迹罕至的东江支流。

　　2010年，适逢全国第六次普查人口，在原金鸡船队干部的帮助下，霍华全拿出那笔钱，回广西交了社会抚养费后，分别为四个孩子落了户口。

　　当年，22岁的老大离开木船，拿着身份证第一次乘坐火车去外地打工，20岁的老二远嫁河南新乡，16岁的老三在广西当学徒，10岁的霍小燕拿到了广西户口，在惠州英头小学交了250元/期借读费后，成功入学。

　　霍华全希望小女儿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霍小燕则说她已经习惯了住在船上，今后不愿意上岸，她至今还有个困惑：“同学们问我到底是哪里人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