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学科分配生二孩名额 复婚不准办酒席？奇葩政策谁来担责

　　终结奇葩政策，须提升决策能力

　　——谁来问责奇葩政策(下篇)

　　一次性取消298项“证明” ，成都最大力度“减证便民”。左图为今年4月23日拍摄的清理前的313项村(社区)需要开具的证明事项目录；右图为4月24日拍摄的清理后的15项村(社区)需要开具的证明事项目录 薛玉斌 摄

　　半月谈记者 杨绍功 程士华 萧海川 孙清清

　　因为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奇葩政策的具体要求稀奇古怪，令人不胜其扰。也因为存在争议、受到抵制，奇葩政策往往是短命的，朝令夕改极大地消耗了决策部门的公信力。一些奇葩政策暴露了决策者的急功近利，引来舆论一片呛声，最终不到一天就被撤回，留下了“政策一日游”的笑话。

　　如何才能避免和终结奇葩政策?首先要摆脱地方和部门利益冲动，呼应民众利益关切，实现科学决策，让政策符合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为什么奇葩政策层出不穷?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政策背后包含着狭隘的部门和地方利益。西部某市一小区业委会要解聘物业公司，却收到一份来自该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红头文件”，要求该小区暂停更换物业。一个民间组织都有冲动，企图以没有法律效力的“红头文件”干预现实，何况那些拥有制定规章制度权力的行政部门呢?

　　狭隘的部门和地方利益直接的体现是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的“对策”。如，最高法要求有案必立，但一些地方法院有着“年底不立案”的“土规定”，因为一旦遇到疑难案件就可能影响年底结案率。又如，近年来，环保执法日益严厉，而沿海某市政府仍出台“无检查周”和“下限执行处罚”阻碍执法，以“土政策”给违法企业开绿灯。

　　政策是执政者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获得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执政者应当出于公心，着眼长远，尽可能排除局部利益的干扰，努力实现科学决策。现实来看，奇葩政策频出，表明中央精神、政策方针在一些地方未能落地生根，亟须强化督查问责，确保政策精神从上到下一以贯之，避免层级间的抵消效应。

　　终结奇葩政策，还须摆脱“政府万能”思想，引入多元治理格局，实现民主决策，让政策接地气。

　　以往“管”字当头的治理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红头文件”成为落实政策、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山东社会科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白利寅表示，依靠“红头文件”进行社会治理有其历史源流，从形成时间看，“红头文件”的出现要早于国家立法;从数量规模看，同一领域内，“红头文件”又常多于法律法规。个别“红头文件”令人瞠目，表明有的地方政府仍抱着“政府万能”的想法，大包大揽，越界用权。

　　江苏省一位县委副书记表示，自己也曾坐在办公室里拟定政策，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一纸公文会影响到那么多老百姓。参加大走访活动后，才真切感受到一项决策对老百姓的利益影响有多大、多广。政策的变化直接调整利益分配，行政决策应当心怀敬畏，多开门决策，接上地气。

　　政策不接地气、不同政策间存在缝隙，极易让立意良好的规章制度打了折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有的省份从交通安全角度考虑，在制定当地条例时，将摩托车列入禁入名单。但这样的加码，实际造成了法规政策间的不协调，脱离了实际，民众自然不满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策好不好，群众的感受最直接，因而决策者应当在决策过程中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不妨多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既然有签字决策的魄力，就要有直面群众挑刺的勇气和改正决策错误的担当。如果基层决策者没有走下去的自觉，就需要顶层设计给予制度化、常态化的压力。

　　除了听民意，引入第三方机制，也有助于推进决策民主化。决策前，可引入第三方参与可行性论证;施行后，引入第三方参与绩效评估。

　　终结奇葩政策，还要摆脱“长官意志”，树立法治思维，实现依法决策，让每项政策都彰显法治政府的风范。

　　全面依法治国不是口号，需要时时、事事指导公权力的运行。河南博风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德强认为，奇葩政策都是个别单位和部门推出的，有的甚至是个别领导拍脑袋决策的结果，缺乏合理合法的决策程序。个别政府部门遇事就发“红头文件”，有的根本经不起法律的推敲，“红头文件”不仅成了“头疼文件”，而且成了违法文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擅自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不仅如此，企事业单位的客观困难，也不是违反法律法规、炮制奇葩规定的借口。制定霸王合同、大搞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一旦被媒体曝光，总是以女职工偏多、集中怀孕影响工作调度为说辞。深究起来，这是用人单位将自身利益凌驾到公民合法权益与法律之上，又凭借其强势地位压制普通劳动者的基本诉求。

　　企事业单位有法律顾问，不少地方党委政府也在积极尝试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决策，怎么做到上不违背党纪国法、下不辜负公道民心?要多听听法律顾问们的意见。不仅是决策的内容，决策的程序也要以法治思维重塑，以避免“一言堂”“一刀切”“一根筋”。

　　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问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元，维系社会良性运转就需要更加精细、系统的决策。一个“红头文件”管住一大片的情况少了，围绕“文件”的议论和表达多了，政策需要凝结整合的共识拓展了，需要协调平衡利益的难度加大了。

　　在此背景下，对奇葩政策的每一次舆论呛声，都是倒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助推力量。唯有探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才能使各种奇葩政策销声匿迹，不再侵权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