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超1300万超生“黑户” 成历史遗留问题(图)

　　李雪3岁时，一家四口照了全家唯一的一张合照。父亲去世后，这张照片更显珍贵。

　　母亲越来越走不动路，22岁的李雪，开始踏上独自找回“李雪”的路。 本报记者 王伟伟摄

　　上访、诉讼多年，李雪有厚厚一摞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纸片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无用。

　　“黑户”李雪，20年的人生都在试图找回身份证上的“李雪”。

　　因为是超生的二孩，她没有户口，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上不了学，不能参加社保，无法就医，甚至将来很难找到工作，无法结婚生子。像李雪这样的“黑户”，全国超过1300万。

　　上周，“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公布，宣告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结。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李雪们，是否迎来了“重生”的机遇？

　　从出生到现在，李雪就一直生活在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的一个平房里。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籍系统中，她并不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她是李鸿玉和白秀玲的女儿，姐姐李彬的妹妹，一条叫布丁的狗的主人。但她无法在法律上证明自己是谁，因为她掏不出那张长85.6mm、宽54mm、厚0.9mm的卡片，那张不起眼的卡片有一个官方给予的权威名字：居民身份证。

　　22年前，因为父母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用作超生二孩的罚款，李雪上不了户口，直到现在。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像她这样没有户口的人在全国至少有1300万，这意味着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没户口。她们没有户籍资料，没有户口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社会俗称为“黑户”。其中，780万和李雪一样，属于超生人员。

　　在李雪“黑户”的22年间，崇文区合并到了东城区，全国人口普查进行了两次，户籍管理从手写入册改为全面信息化，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的转变，李雪家门前铁轨上奔驰的绿皮火车也换成了银白高铁，时速从平均70公里提升到了300公里以上。

　　然而，李雪的生活却一直是停止的。因为没有户口，她没上过一天学，没坐过火车，没出过北京城，不能参加保险，无法就医，甚至将来很难找到工作，无法结婚生子。

　　“什么权利都没有。我有时候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坐在永定门外自家平房的一张椅子上，李雪从抽屉里翻出四个褐色的档案袋，抽出厚厚的一摞纸片儿，用手摊开来，这些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纸片儿铺满了整张木桌。

　　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身来，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整个人向左倾歪。

　　为了给李雪上户口，白秀玲和丈夫李鸿玉上访19年，诉讼16年，得到的结果就是桌上这堆纸片儿。

父母犯错，孩子承担

　　“这是医院给我开的医学出生证明。”李雪从这堆纸片儿中抽出一张，用手指着说。

　　因为家里困难，白秀玲和丈夫并不想要这个孩子，“李雪的到来是个意外。”

　　可是，当白秀玲发现怀上李雪时，已经两个多月。当时因为削土豆，刀掉到白秀玲大腿上，扎了一个大口子，伤口迟迟不能愈合。医生告诉她，这样不能流产，会有生命危险。

　　两口子都是残疾人，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而事实上，1991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可以生育二孩的九种情况中并不包括残疾人。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呢。”李雪指着条文说。在泛黄的纸上写着，“有其他特殊情况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

　　当然，在李雪出生前，他们并没有得到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批准。事后的事情证明，相关计生部门也并不认可。但在此后的22年中，白秀玲夫妻俩一直坚持自己属于“其他特殊情况”。

　　就这样，1993年8月11日，李雪在天坛医院出生。此时，她的姐姐李彬已经8岁。

　　那时，距离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已有11年。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而在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的两年前，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此后的35年，中国多数城市地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北京也不例外。

　　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工厂、机关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计划生育力度正不断加大，各地对超生严防严控。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已经被推广到全国，覆盖公权力机构和各大企事业单位。

　　“超生二孩”李雪的到来，对于白秀玲所在单位——永外街道的三产企业永明釉料厂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事故。当年8月25日，还在哺乳期的白秀玲就接到了工厂寄送的“职工开除(除名)公职审批表”。

　　李雪出生的第5天，父亲李鸿玉拿着出生证明到永外派出所上户口，被拒绝了。“你们超生了，回家等着吧。”4个月后，街道计生办主任来到他家，放下一纸“处罚决定书”，对夫妇俩征收超计划生育二孩的社会抚育费5000元。

　　李鸿玉当时是北京皮毛三厂的工人，一直停岗在家，一个月收入不到150元。白秀玲的被开除，将这个家庭迅速推入贫困的境地。可是，他们被告知，不缴纳这5000元，计生部门就不给开证明，连带着孩子就上不了户口。

　　要给孩子上户口，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吗？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也就是说，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无附加条件。

　　甚至早在李雪出生的5年前，1988年，公安部、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

　　但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捆绑的“土政策”。“上户口虽然不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但不挂钩，如何约束超生呢？” 山东省一位不愿具名的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特定时期的无奈之举。”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至少有20个省(市、自治区)有明确的规定或案例，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在省级户籍制度上明文规定，将计生与户籍挂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于2014年完成的“黑户”调查报告也显示，由于多年来“新生儿落户”与“超生罚款”捆绑成为通行的政策，大量家庭没有及时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这在客观上带来780万新生儿没有户口，并成为‘黑户’产生的源头。”

　　“我超生犯错，可是为什么要让孩子承担呢？”白秀玲无法理解这个逻辑。更何况5000元对于当时这个穷困家庭而言，是3年不吃不喝的总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