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留在吉山的标语
永安吉山,青山逶迤,绿水潺湲。此地人口不多,历史上却曾有9座书院,葛巾布衣之间文风蔚起。抗战岁月,这里英才荟萃,在笠剑精神的激励下,如星光灿烂,灼灼其华。
80多年前的吉山并非世外桃源,但在宣传抗战之余,在空袭的炮声和火光之后,松涛琴韵,书香缕缕。考究抗战时期在吉山的5位著名校长,他们的所作所为,既体现了治校方略,更体现了师道的传承和弘扬,阐释着教育的真谛。
蔡继琨延聘外教
蔡继琨出生于古城泉州,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大奖的交响乐作曲家。1936年,他的管弦乐《浔江渔火》获得国际交响乐曲公募首奖。
1940年1月,刚过而立之年的蔡继琨来到永安,受命筹建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几经勘察,择校址于上吉山。他修建校舍、租用民房、筹备招生……各方面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炎炎盛夏,他赴上海延聘名师和采购乐器,请来4位欧洲籍教师:一个是精于音乐理论的马古士,奥地利人,曾任维也纳多所大学音乐教授。一个是精通小提琴的尼哥罗夫,保加利亚人,是小提琴曲《永安之夜》的创作者和演奏者。另两位是一对夫妻,均为德国犹太人——先生曼爵克,大提琴演奏家;妻子克拉拉,专攻钢琴。他们专业精湛,教学严谨,深受学生欢迎。
凛凛寒冬,他亲率寒假巡回演出团,到福州、莆田、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大田等地做为期1个月的演出,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将音乐教学和抗战宣传融会贯通。战时的音乐教育,在他手上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深宵灯火,残月晓星,伴着他辛勤创作,钢琴曲《雨后吉山》、歌剧《保卫大福建》《抗战声》、合唱曲《悲壮的离别》《抗战的旗帜在飘》《战斗的妇女》等相继问世。对于这位英俊潇洒的校长,世人看到了他的勤奋,更仰慕他的才学。
校舍虽然简陋,祖祠、民房、草棚参差不齐,但是歌声琴韵悠然绵延。由蔡继琨任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首任校长,两年后学校改制为国立福建音专,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三所最高音乐学府之一。
文似东坡的卢前
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卢前是一个胖子,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自诩“文似东坡”,可见自视甚高;他自谑“人似东坡肉”,其才情和相貌尽付笑谈中。
1942年11月,卢前接受教育部委派,从重庆到永安,一路飞机、火车、汽车兼以步行,途中遭空袭又遇匪,颠簸十几日。到吉山履职的第一天,在师生欢迎会上,他说:“在古代礼乐并重,以礼节乐,以乐成礼,我们要在规规矩矩中活活泼泼的,在活活泼泼中也要规规矩矩。五线谱的五根线就是规矩,豆芽字就要在规矩中求活泼。这是第一点。艺术要能表现人生,还要提高人生,除了研究艺术还要会做人,不会做人也不懂艺术,有艺术修养的人都是会做人的人。这是第二点。”这一席话颇能代表他的教育观。
卢前住所兼校长室在半山腰上,凭窗而望,音专尽收眼底。他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沐着初冬的晨雾在校内巡视。当时学生还不足200人,他准备花两个月时间认识“他们的名字面貌”。谈完几次之后,他觉得同学“一个个都诚恳纯挚,我非常感动”。
他关注学生的膳食。11月16日晚上,他和学生一道在食堂吃饭,看到发黄的糙米饭、发黄的煮芥菜,顿觉饭菜差、营养不足。“学生的身体是第一重要的。”在第二天的校务会上,他说:“别的地方省一些钱,膳食非改善不可。”又说:“学生都面有菜色了,这责任我来负好了。”接着,他积极筹措资金,改善学生伙食。
卢前发现学生精神有些萎靡不振,遂将校长室兼住处题名“练存轩”,告示师生:生存发展在于志强不息的苦练,并创作《练存轩铭》志之。他自己勤于创作,于1943年元旦,在永安中山纪念堂举办“卢冀野乐章演唱会”,整场音乐会都是他的作品,宣扬中兴鼓吹,弘扬民族音乐。因此次演唱会影响很大,为示纪念和发扬,校中的一个茅亭便被命名为“中兴鼓吹亭”。
卢前才思敏捷,往往出口成章、一挥而就,他留给永安的经典之作是歌曲《永安之夜》:“燕溪水,缓缓流,永安城外十分秋……”
林天兰“高举火炬”
1938年夏,省教育厅为了适应省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子弟升学的需要,决定创办省立永安中学。校址在吉山尽头的刘氏祠堂,面对清清的吉溪,背依葱茏的山冈。
林天兰由省教育厅督学调任永安中学首任校长。林天兰曾留学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学校经数月筹备,秋季正式开学,只招收初中4个班,其中初一两个班83人,初二一个班27人,初三一个班仅9人,共有学生119人;初二、初三招的是转学生。专任教师才4名,兼任教师19人多数是省教育厅职员。
开学不久,林天兰创作永安中学校歌(邓锦屏作曲),对同学提出期望:殷勤的听讲,真挚的联欢,充满着无穷的乐趣,不断向科学去钻研。敦品强躯干,励志济险艰。高举火炬,照耀河山。高举火炬,照耀河山。
1939年2月,林天兰调任浙江大学,在永安中学当校长只有短短半年。然而,每一届新生入校,第一件事就是听老师介绍校歌的作者,解释歌词内容,然后高声学唱,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林天兰还创作一本歌词集《抗战声》,由音乐老师黄聪教唱,在永安中学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山区学生学英语有畏难情绪,林天兰总是和蔼地开导:“英文并不是一门难学的学科,只要你多用一点工夫,就可以迎刃而解。”他还把自己的指导体会和经验编成《英文锁匙》一书,由立达书店出版,很受欢迎。
据当年的学生廖维翰回忆,林校长“学问渊博,具有令人尊敬的学者风度,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感到他是和蔼的、慈祥的……他曾任我们初一班英语教学,讲课时总是笑容可掬”。
廖祖刚说“真善美”
1939年2月继林天兰任永安中学校长的廖祖刚,国字脸,身材高大,肩阔腰圆,在拔河场上有使不完的劲。这样一个外貌孔武有力者,情智上却心细如发。
初一英语老师方丽清业务扎实、工作认真,就是个子较矮。有调皮学生在上课时说:“我看不见,请老师站到小凳子上写。”老师很生气,但没发作。训导主任知道后,坚持要查处那名学生。廖祖刚知道后说:“不必查了,这事交给我办。”
下午第三节课,校长召集全班同学,语重心长地说:“方老师是印尼华侨,由于战争,她离开温暖的家庭,回到内地来,为永安的教育尽职尽力,为本地培养人才,她的一片爱国的赤子之心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并且她自从到永中以来,教学工作非常认真,同学们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她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你们说她矮,我却说她高,什么高呢?就是师德高,学问高,教学质量高,爱国热忱高。有这么多的高,身材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千万不可对老师无礼,切切,切切!”校长的话感动得许多人流下了眼泪,从此全班同学都很尊敬老师。
廖祖刚重视基本功教学,从小事抓起。当年的学生吴厚本记忆犹新:初一新学年开学了,数学老师因故暂缺,由廖校长替代。他竟然用2个课时要我们正确书写10个阿拉伯数字,并且从黑板示范到作业本练习一一查阅,一丝不苟。当时练习簿多用毛边纸装订,落笔轻了字迹模糊,重了纸易划破。为了按要求正确书写,弄破了不少纸张。
1940年冬,由于日机不断滥炸永安县城,为保证同学安全而又不影响学业,全校师生疏散至文川溪对岸三里之遥的蝙蝠洞上课。蝙蝠洞是天然的溶洞,位于半山腰。在廖校长的指挥下,师生黎明即起,日落方回,虽警报阵阵、机声轰轰而诵读不辍,始终秩序井然。
1941年暑假,福州等沦陷区的同学无家可归,并且断了生活来源。当年的学生王泉治回忆说:“廖校长和留校的老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向郑贞文厅长恳求,俯允我们进教育厅办的暑期竹工训练班,名为技能培训,实为果腹,解了一批同学的燃眉之急。”
廖祖刚注重教育的功能,让许多学生终身受益。“知识上的理想要向真处走,行为上的理想要向善处走,感情上的理想要向美处走。”这是1942年他给毕业生吴仲廉的临别赠言,体现了其“真善美”的教育观和人生追求。
徐叙贤不讲“通融”
徐叙贤于1943年2月接替廖祖刚任永安中学校长,当时只有30多岁,面貌清秀,由于经常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显得特别严肃,同学们对他十分敬畏。
徐叙贤严于律己,以校为家。时值抗战后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徐校长单身住校,和同学们一起在饭厅吃糙米饭。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学,他和许多同学一起提着衣物从吉山步行到城里家中。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他总要在星期天晚上赶回学校,从无例外。这种以校为家的精神,五里亭的石径、浮桥头的古榕都可做证。
徐叙贤注重以身示范。他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每周至少向全校学生作一次报告,说国事,说教育,说将来,内容生动,感情充沛。听他的演讲,大家自始至终都感到津津有味。他为了让大家掌握演说本领,规定每天早上师生集合完毕,要有一名同学上台演讲,题目自定,时间5到10分钟,由高年级带头,依次轮流。别开生面的举措确实锻炼了一大批人,磨炼出他们的胆量、口才,他们的事事关心和活学活用。
1945年福建版《中央日报》刊发《茁壮中的省立永中》一文,其中一段写道:“当徐校长刚履新的时候,就在一次动人的演说里表示要以严格办校。他说:‘所谓格就是范围,而法令章则就是范围的根据。’从此,在四方的格子里,松弛的紧张起来,散漫的严肃起来。经过一年半的时间,一丝不苟的风气,逐渐成了定型。比如注册逾期了就休想进来,该要留级的就留级,否则只有回家,即使平素是个很好的同学,或者竟是大人物的子弟,也没有人情,没有例外。在永中的字典里没有‘通融’两个字。”
这就是当年的真实情形。当时新到任的省教育厅厅长徐箴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校报名,竟然遭到徐叙贤的拒绝,理由是注册日期已过,厅长也不能违反规章制度。教育厅厅长是校长的顶头上司,他敢于这样做,并能够这样做,足见他的作风。
据校友说,徐校长曾表示在永安中学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之一,他热爱那块土地,也曾吩咐要把骨灰撒在文川之滨、吉山冈峦。
穿透硝烟弥漫的岁月,我们看到校长们心血的浇育,也看到朵朵鲜艳的花儿在风中摇曳,并将不分季节地灿烂。
(作者为永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卢前(左二)和部分教师在中兴鼓吹亭。
廖祖刚给吴仲廉同学的毕业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