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6红色印记 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

­　

­　　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对这一年的记忆，红色无疑是最亮的那一抹。本报年轻的编辑、记者随中国作协组织的全国数百位作家，重返历史现场，重温难忘岁月。也许，这只是万分之一的“长征”，但是这一红色印记，已深深地镌刻在他们成长的路上。

­　　——编 者

­　　万分之一的“长征”

­　　马 涌

­　　这只是“重走长征路”中普通的一天。

­　　早上，一车人从西安的驻地坐着大巴出发。天气还好，阳光不错，一车的作家们欣赏着西安清晨的景致，高谈阔论着种种的见闻。路有些堵，大巴车在城区里走走停停，乘客们一边聊天一边随着大巴的启停转弯而点头摇头，不时爆发出心领神会的笑声。

­　　太阳默默地爬升了高度，阳光透过车窗开始显得耀眼。车已开出市区上了高速，充满活力的城市街景，被千篇一律的“柏油路加绿化带”所替换。原本临窗看景的人纷纷拉上了车窗的遮阳帘，拉动帘布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之下清晰可见，慵懒地乘着气旋隐匿到暗处，看得人鼻子里隐隐发痒。即使是最热衷于表达的作家，此刻也缓下了语速，收小了音量，将车中音响的主旋律，让给了单调的发动机声。

­　　我决定睡上一会儿，尽管这还只是上午。

­　　我是被不适感“叫醒”的。后背被黏糊糊的汗液勾了芡，肩膀却在头顶空调的劲吹下透着寒。人坐在椅面上，往上及腰，往下到腿，都被锈住了一般的僵硬感所包裹，仿佛动一动就要发出嘎吱嘎吱的怪响。

­　　看看表，睡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探头环顾车内，一个个后脑勺都深深地隐没在座椅靠背之后，什么也看不见。此刻，蓦然发现一个名叫“无聊”的小人儿在脑海中不停地抖腿，哒哒哒哒的声音令人心烦。只有“放松一下”的时间才能稍稍充值一下活力，但几分钟后马上又做回了椅子的囚徒。

­　　吃过午饭，依旧还是赶路。不知不觉间，大巴车已经从高速路开到了山路上。窗外的山和树，此处和彼处并没有什么区别，偶尔出现的指路牌成了天降甘霖般的风景调剂。

­　　心思恍惚间，我想起此行的目的——这是重走长征路啊。

­　　如果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当年长征路上的一站，那么如今这条山路，多半就是当年红军行军走过的那一条。当我们的细皮嫩肉在松软的大巴座椅上坐得腰酸背疼的时候，那些二十来岁的战士们，正在路边用带着厚茧和血泡的脚板赶路，在前面的山崖上伏击着我们的懒惰和软弱。

­　　这是出发之后的第五个小时？还是第六个？坐车这么久的路，背着枪的战士们又要走多久？没有导航的战士们，知不知道他们离此行的终点还有多远？心中有没有“就快到了”的期冀？我们今天就会返回西安，而战士们在抵达今天这个我们的“终点”之后，是否有一个“归处”在等待着他们？

­　　久坐的焦虑酸胀，此刻变成了关于历史的感受与追问，尽管其程度不及历史上的万分之一，却比再高明的文字都要贴切。这是重走长征路的魔力。

­　　大巴车终于停下了。

­　　我们的目的地，在丹凤县庾家河，这里一处名为“杨家药铺”的铺面，曾是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召开的地方，红二十五军在这里也曾与敌人有过激烈的战斗。如今，“杨家药铺”已成为当地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年在此迎接红军的店主后代杨青山，将铺面改造成了一座关于红二十五军历史的小型博物馆。我们到来时，杨青山穿着红二十五军的军服热情地迎接了我们，还为这座小型博物馆给我们做了详尽的解说。但我却对这杨家药铺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更感兴趣。

­　　在我手机的地图上，“杨家药铺”是没有标注的。不仅如此，杨家药铺所在的这个村也都没有标注。然而这里并没有被时光遗忘的破败景象。街上是平坦的柏油路，电线杆撑起的电网通向家家户户，房子都是光鲜的二三层小楼，白色的墙面砖衬着银色的铝合金窗，房顶上支起一口口天线“大锅”。尤其惹眼的，是不远处的一间临街店脸上，挂着“农村淘宝服务站”的招牌，与旁边的红色旧址一起，映现着两个时代。两个小伙子跨在崭新的摩托车上，看了看我们这群来参观的外地人，轰开油门一溜烟地消失在村路尽头；年轻漂亮的新媳妇们抱着孩子出来看热闹，那时髦的衣着、发型和妆容，和北京街头并无二致。

­　　红军途经此处已经八十年。在这个开着导航也找不到的小村落，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生活。

­　　如果八十年前红军未曾从此过，今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如果八十年前未曾有过红军，今天这里又会是什么样？

­　　离开杨家药铺日已偏西，返程过半已夜色苍茫。万物的轮廓隐没，在回到高速路上之前，我们甚至找不到一辆同路车的灯光来互相慰藉。黑暗中我们人困马乏，调头向后返回温暖的宾馆，而红二十五军还在沿着未卜之路向前，向前。在夜色最浓稠处，我看到他们的身影与我错身而过。

­　　这是仅仅万分之一的长征，已足够印刻在我心中。

­　　细节里看民心

­　　王子潇

­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　　儿时学习的课文，朗朗上口的语句或许会成为一生无法忘怀的心底回音。清晰记得学到这篇课文时，老师为我们声情并茂朗读这句话时的场景，阳光正暖，近至正午，动人的文章、彩色的配图、温暖而亲切的声音，构织出难忘的童年画面。一段红色的历史记忆，连接着毛主席与普通百姓的生活逸事，在江西赣南的井边开展，也在一代代孩子们的心中永久地定格下来。红井，这个课文中的意象，令儿时的我心有向往，渴望一见真容，一品井水甜凉。

­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口潜藏于记忆深处，深埋于心河之底，仿若精神图腾的红井，于今年令我得以真实地“邂逅”。来到瑞金，来到沙洲坝，相比于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意义非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这口低矮、并不显眼的红井更令我心潮澎湃。井口并不硕大，一方镌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静默地矗立一旁。舀一口井水，一股沁人心脾的甘甜贯通全身，一路的乏累也随之消散。

­　　很难想象，一口普通的水井，居然成为赓续于几代人心中的红色印记，甚至成为如今的5A级景区。既不是宏阔庄重的建筑群，也不是铭刻历史节点的战争现场，相比于祖国山河各处红色旧址、革命遗存，这口红井实在是微小的所在。然而正是这样一份看似平凡微小的所在，成为了一颗红色的种子，深深地扎进几代人童年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萌发出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为百姓谋福利、急百姓之所急理念的懵懂却又具体的感知。红井，成为执政为民理念的真实象征，具象了中国共产党从兴立伊始便恪守秉持的为人民服务的坚实理念。

­　　这样想来，红井的可贵和非凡便也愈发清晰，与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浴血奋战的革命战斗相比，红井的故事更贴近人民群众的实在生活，更走入寻常百姓朴实平凡的内心。打一口井，让百姓不再忍受塘水的脏臭，日子或许不再是将就和无奈，有了变好变甜的可能。改善生活品质的同时，更打破了“沙洲坝人喝不得井水”的天命迷信。“不要信天命，要信革命！还是打口井吧！”毛主席一句轻松而又坚决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定为百姓谋福利的信念宗旨也自然地汩汩流显。

­　　不禁想起曾读到过的中央苏区一段“盐史”。193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严禁私卖。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面对残酷的封锁打压，中央苏区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全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虽盐的质地不好，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压力。

­　　然而敌人的封锁使得中央苏区的经济愈发恶化，食盐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困难，中央苏区的百姓不逃离、不屈服，而是坚定地与共产党人同面对、共患难，打通竹杠的关节，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装扮乞丐、假装出殡，妙招频频骗过敌人的封锁检查，将不绝如缕的盐输入苏区境内。共产党人坚守“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以身作则，带头表率，毛泽东自身执行最低食盐定量标准，掌握食盐分配大权的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守着盐堆，领着家人吃淡菜，“这些白花花的盐巴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　　常是危难见真情。这种基于生活本需的生命诉求，让“盐”成为了一个同心圈，凝聚了共产党人与苏区人民的心，也筑成了一道敌人无法摧毁的情感厚垒、意志高墙。这里虽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关乎百姓日常生计、生命健康，是百姓感受最直接、最鲜明的危机挑战。此时，谁能和百姓走得最近，谁能与他们共渡难关，谁能帮助他们改善现有的生活，谁就是他们最坚定的战友，最可爱的亲人。

­　　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这些宏大深刻的名词未必能让每个普通百姓真正地理解，但生活中的现实困难，日常里的坎坷陪伴却是他们真实深刻的生命体验。为他们打一口井，改善生活的水质；带领他们一起产盐运盐，保障生活的所需；为他们抗击反动侵扰，维护村寨的安宁；与百姓一同织布纺线，融入他们的生活；为百姓分得田地，让每个人有自食其力获得幸福的可能。当温暖真挚的情感渗入到点滴的生活细节，宏大高远的理想追求就会变得真实可感，“自己人”的意识便会潜移默化地流进百姓的心坎。跟党走，跟着红军战士走，正因为他们是我们生活的一分子，是能够与我们同甘苦共命运的同路人，也是让我们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踏实平安的可亲可敬的人。

­　　历史的宏图往往铺就于平凡的细节，丝丝日常的朴实感动，蕴含的是血浓于水的真情实意。红井也好，“红盐”也罢，凝聚的都是共产党人用真诚换来的火热之心。当沙洲坝人民在红军走后的每个夜里自发围坐在井边仰望北斗，当苏区的百姓千方百计、不畏艰险地为红军战士输运食盐，历史的轨迹早已在这情感的共鸣共融中写就。

­　　不灭的火

­　　周舒艺

­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

­　　上杭、长汀、连城、新罗、灌阳、全州、兴安、龙胜……我随着中国作协组织的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闽桂团，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的行军路线，行走在闽西和桂北的大地上。

­　　八十年前激烈的枪声已逝，八十年前壮烈的呐喊声已逝，八十年前冲锋的身影已逝，但，我分明看到了一团团红色的火，在明明灭灭中顽强地燃烧，在星星点点中蔓延着燃烧，在艰难的长征路上熊熊燃烧。

­　　那是古田镇那幢小楼里，一盏燃烧的灯火。

­　　闽西，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　　这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1929年12月在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

­　　我们来到了闽西上杭县古田镇。在采眉岭笔架山下的赖坊村，有一幢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上厅的左厢房，是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走进古朴的小楼，仿佛一步迈进了八十多年前，依稀看见在一盏通宵燃着的松明子灯下，毛泽东奋笔疾书，写成《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万言长文。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　　黑夜里，松明子摇曳的灯火与毛泽东笔下的“星星之火”，相互辉映。

­　　那是红军战士的鲜血，洒在长征路上，红得像火。

­　　这一条长征路，战火纷飞。

­　　红军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在闽西的最后一战松毛岭战役，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八十多年后，当我们再次来到那些战役的遗址时，松毛岭、觉山铺、新圩、界首……掩体还在，战壕还在，弹孔还在，树木纹丝不动，江水波澜不惊，只有纪念碑高高地矗立。

­　　松毛岭一战进行了七天七夜，异常惨烈，万余名红军战士牺牲在巍巍松毛岭，然而这一场战役为中央红军长征赢得了宝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几日之后，1934年9月30日，刚刚走下前线的红九军团在闽西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前举行誓师大会，开始了长征。

­　　红九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行动的部队。在包括红九军团在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八万六千人的长征队伍中，闽西子弟约两万六千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千余人，平均每一里路就牺牲一名闽西子弟。

­　　当年11月底，中央主力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敌军展开激战。尽管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损失极其惨重，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担负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等将领全部牺牲。民间从此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之说……

­　　那是一株盛开的石榴花，血红，如火。

­　　在当初关押瞿秋白同志囚室外的一方天井里，我看到了这棵石榴树。

­　　走进长汀博物馆院内，东边一处厢房门外的墙上，挂着“瞿秋白同志关押处”的牌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不幸被捕后，于1935年5月9日被国民党三十六师囚禁于此。敌人得知瞿秋白的身份后如获至宝，在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简陋的囚室内，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但都被他严辞拒绝。他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6月18日临刑前，他神色不变，坦然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刑场后，他盘足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三十六岁。

­　　我在囚室外小小的天井里，仰望火一样盛开的石榴花，久久伫立。

­　　一条长征路，是一条播撒火种的路。

­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有一句关于长征的话：“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

­　　这个“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福建长汀中复村。在红军出发“零公里处”的石碑前，我们遥想当年：声声悲壮的军号声中，红九军团的将士们从这里出发，辗转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等十一省，最后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成为中央红军军团中行进路程最长、行走时间最久的一支部队。

­　　“当红军有田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白军是豪绅地主的军队”……在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千家寺、灌阳县水车乡夏云村等地，我们看到，不少建筑物的墙上都留下了这样的标语。1934年底，长征途中红军经过桂北，匆匆而过的红军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但那写在墙上的标语直到今天依然隐约可见，红色的大字如一团团熊熊烈火。

­　　这一团团火，永远不灭！

­　　重返历史现场

­　　虞金星

­　　5月，长途颠簸之后，我跟着一队“重走长征路”的作家到达木取独渡口。眼前是黄浊的金沙江，江面宽阔，江水看起来平静，只能从偶尔打着的漩看出内里的汹涌。远处覆盖着薄薄植被的高原山丘，顶部云雾笼罩。1936年4月，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正是在包括木取独在内的几个渡口，横渡金沙江，跳出追兵堵截，北上会师。

­　　木取独渡口，位于玉龙县石鼓镇，属云南丽江。我知道红二方面军作为红军主力之一，从湖南出发长征，转战乌蒙，渡金沙江，翻雪山……我也知道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许多文艺青年把丽江当作理想的休憩之地，许多登山爱好者把玉龙雪山当作探险攀登的目标……但我从没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即使当我到达木取独渡口，依然没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在木取独，当它们作为名词同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更增加了我的困难。

­　　是的，困难。在这块乱石江滩上，我遇到了困难。一部分，是我之前就有所预料的——我的羸弱的想象，并不足以重新勾勒出历史的场景。哪怕它已经加上了多年后在现场的风声、水声，加上了文字的述说，勉强成了形状，也没能达到我的期待。

­　　不过，对重建历史场景之难，我倒是早有些心理准备。即使当年的历史课学得还算认真，但知识其实是容易被时间损耗的。损耗的两种形式，一是因为不复习而忘记，一是反复复习而变得仿佛熟视无睹，蜕变为有形式而无内容。多年之后，当年所学所知已难免零散虚浮的状态。而知识本身，又并不等于体验，牢固程度还要弱些，所以才有试图“重返”的努力。

­　　但还有更大的难度，是在我预料之外的。数十年过去了，有些昔日的名词，在今天的现实里，尽管还保留了同一个名词，却早已有了新的面貌，附加了许多当年没有的意义。它们或者没有物是人非那么惹人伤感，却比物是人非更难以追溯与重现。就像地层重叠，你要找到最初的那层，就必须一层层掀开。

­　　怎么合理安置它们，在“过去”的“知识”和“今天”的“成见”之间，作出恰当的链接？这是看起来轻松、却需要沉静而严肃作答的问题。如果放弃回答这个问题，停留于简单的知识重温，千里迢迢的“重走”，可能就是形式大于意义了。

­　　问题其实早就被问过，但在那些几十年间面貌变化大、风格变化更大的地方，尤其突出。要回答它，也唯有不停寻找。年末往上海一行，从“一大”会址听完讲解出来，发现隔壁就是被视为时尚中心的“新天地”，又想起会址里“一大”代表们开会的桌上放的那套茶壶、茶杯，突然就对之前的问题有了些领悟。

­　　在“一大”会址，讲解员特意问我们，觉得桌上的茶壶、茶杯是原件文物吗？那些茶壶、茶杯当然不是原件，但它们安置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复原会场时，到现在，其实本身也已经属于历史之物了。在1921年的“一大”会场与今天的“新天地”时尚街区之间，这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茶具就像一种答案的提示物，让我的时间线倏然贯通。一面是过去的历史风貌，一面是现在的面貌，差别再大，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从过去到现在，线索的存在总是隐约却坚韧。从时间的链条上去理解它们，面貌的差异就不一定是困难，而很可能是一种更深理解的契机了。

­　　过去的奋斗历史，并不应该被悬置在外理解，而应该成为理解今天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它们之间的差异变化，我们常用“发展”去标示的，并不是时间不假思索、自然而然生成的结果，而是我们在长久的时间里不停选择、行动的成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们选择复原最初的地层，重现时代应该铭记的场景；而“新天地”的成形，则是新世纪之交上海经济、文化生活的展示。它们看起来各有考量，却共有一种汹涌的力量。回头再想起木取独渡口的荒滩，与丽江如今在人们印象里所代表的安详生活，我突然觉得，它们岂止并不“违和”，甚至应该说，它们的并置，才最精彩地展现了那段历史里的追寻。“重返”历史现场的力量，在这一刻自然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