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妈妈申领生育保险金遭拒 生育保险金怎么领取有哪些要求

　　▲2017年5月，张萌的儿子降生。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生活上未婚妈妈会面临哪些压力？

　　张萌：催婚、旁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是家人毫不留情的指责。我认识一个单身孕妇，她本来想生下孩子的，怀孕已经5个月了，还被她的母亲坚持拉着去医院流产，她妥协了，但到现在还在追悔。

　　新京报：怎么决定要打官司的？

　　张萌：我问过区里的计生部门，难道就我一个未婚妈妈要求发放生育保险金吗？他们说的确没有听说谁来投诉过，或者说谁来申请过复议。我意识到这似乎是个空白，就更促进了我去做。

　　新京报：除了法律途径，未婚妈妈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张萌：我知道有人专门做形婚的生意，有的只是摆摆酒应付亲友，有的做全套，把证也一并领了。领证的好处显而易见，孩子的户口、大人的生育保险金都能拿到。

　　新京报：你想过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吗？

　　张萌：社保中心有位工作人员透露，只要我补领了结婚证就可以领取生育保险金了。但我觉得用婚姻作为领取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是很不合理的，而且如果勉强进入婚姻，也会引起一系列更严重的问题。我见了独抚群（注：独自抚养孩子的群体，包括但不限于未婚妈妈）里诸多不幸的故事，有形婚的男方以孩子的监护权相要挟敲诈的。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方式。

　　▲8月28日，张萌收到的官司再审审查受理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未婚妈妈抱团取暖

　　新京报：听说你建了一个未婚妈妈群？

　　张萌：今年年初，我和几个未婚妈妈建了个“未来妈咪”群。起初是我的代理律师建议说，各地生育保险的政策会有一些区别，可以共享信息，慢慢地，群里的妈妈越聚越多，现在已经有50多个了，来自全国各地。

　　新京报：你们平时会聊哪些内容呢？

　　张萌：我们常常会聊一些育儿、生活、法律政策方面的话题，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官司的进展情况，有时大家聊得高兴了，就把我叫做“革命先驱”，我说我不是“先驱”，是“先烈”（笑）。有人打算呼应着我也打官司，但我不是很支持她们去做，因为要耗费的心力还是蛮大的，我希望她们能以生活为主。

　　新京报：打官司期间，有过什么让你感动的人和事吗？

　　张萌：不久前我看到新闻，南通的一个和尚帮助了许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未婚妈妈，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妈妈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敢把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了，这样的人你不帮，你帮谁呢？”我还认识一个单身妈妈，她的母亲就是做计生工作的，她告诉女儿：“不畏惧世俗的压力，留下珍贵的生命，我会为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

　　新京报：有收到过来自政府和司法系统方面的帮助吗？

　　张萌：有的。我是高危产妇，怀孕的时候我已经40岁了，妇幼保健所就常常给我打电话，催促我做产检，跟踪回访。起诉街道和区政府的官司，法官虽然判我输了，但他在判决书上写，这个官司是有“可诉性”的。告上海社保中心的二审时，法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询问细节，希望能在庭外帮助我解决申领问题。

　　新京报：如果官司最终胜诉了，你认为会对其他未婚妈妈申领生育保险金有什么影响？

　　张萌：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影响面有多大很难说。我国不是判例法系国家，即使上海这一个案例胜诉了，各地还是会有各地的做法。但这个案例还是有参考性的，鼓励未婚妈妈要有维权意识。

　　新京报：如果失败了呢？

　　张萌：就算是失败了，我们依然有其他途径继续争取。有人说可以申请国务院裁决，或申请检察院抗辩，我们也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有人说维权是一种对抗，我不这么认为，相反，我认为这是在帮助我们相信司法体系，相信他们有自我纠正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团结在一起，只要有精力能够推动，不管推动的力量有多大，去做就行了。

　　新京报：将近两年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收获？

　　张萌：我之前疑惑未婚生育到底合法吗？但经过了这么多次庭审，没有人敢说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至少在法律层面我是很有信心的。我还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未婚妈妈，大家经常聚到一起聊天，既是疏解压力的渠道，也能增强彼此的信心。起诉上海社保中心以来，有朋友为我介绍了公益律师。我一开始感觉是一个人在战斗，如今发现自己的战友越来越多了。（新京报记者张惠兰 编辑 王婧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