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人民陪审员：参审曾说得最多的是“我同意”

　　一则新闻中这样写道：在审判长的左侧，坐着一个身穿便服的“老大哥”，他一言未发，却表情严肃。开庭时，他与审判长、审判员一起进入法庭;休庭时，他们又一同退出法庭。

　　参加过我国法院庭审的人都会发现上面的这一情形。而这位坐在审判长左侧的人就是人民审判员。上面的情形形象展现出，在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4月24日结束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10个省(区、市)，各选5个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人民陪审员制度并非新制度

　　人民陪审员，不是一个新职业;人民陪审员制度，也不是一个新制度，它已有6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就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1979年通过、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通过、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另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有关部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专门就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历史上的第一部单行法律，陪审制度在体制和机制上也趋于完善。

　　人民陪审员参审曾说得最多的是“我同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然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却打了折扣。人民陪审员不光在陪审的次数上，还是其陪审作用的发挥，时常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据媒体报道，庭审过程由法官主导，人民陪审员很难真正体现作用，有的法院甚至固定几名陪审员轮流“上班”。人大代表、技术专家、律师和法学家、高学历的社会精英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等成为人民陪审员的主体，为数不多的人民陪审员每人年均参与陪审十多次;但在一些社会公众广为关注的敏感案件中却很少看到人民陪审员的身影。有的地方在庭审中不发言的人民陪审员占比超过一半，说得最多的话是“我同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曾表示，无论是媒体、律师还是社会公众，往往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怀疑、漠视和观望的态度。该制度的存在似乎也并未有效减少或遏制公众对于司法无序参与的需求、方式和程度。这说明，人民陪审员制度尚未真正发挥其预期的功能和价值，需要进一步改进。

　　截至2014年底，全国人民陪审员共约20.95万人，普通群众比例为70.2%。2014年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219.6万件。如何让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更为良好的作用，就成了当务之急。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促进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仅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

　　所以，4月2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草案进一步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剑指现实中的弊病。

　　让“专业参审”回归“公民陪审”

　　有评论指出，这一轮陪审制度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陪审制度改革的框架设计是：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从这次最高法院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来看，“司法民主”才是陪审改革的方向。这一制度也将与此前已经铺开的“立案登记制”一起，构成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媒体普遍关注到了草案中在扩大陪审员来源上的重大改变。若此试点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每位符合基本条件的公民都有权成为陪审员，也都有可能被随机抽中为陪审员。当然，司法民主在个案中能否得到彰显，还需要试点的实证数据来支撑。选择一些典型地区，以陪审制度改革先行者的姿态先行先试，不失为一条较为稳妥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