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太和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忏悔：贪腐官员跟我学

记者后记

　　古人说：“天下富贵有三，贵莫大于无罪，乐莫过于无忧，富莫过于知足。”无论是冯伟林、邹和平还是陈明宪，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但终究自食恶果。就像陈明宪在其忏悔书中写的：“当你手中有了权力，权力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时候，这时候的权力者，最容易利令智昏、胡作非为。”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造福社会，用不好则伤人、伤己、贻害社会。冯、邹、陈如此下场，固然有自身的根本原因，但亦要反思：反腐制度设计是否可以更加科学、有效？监督应当如何更有力度？唯有扎好制度的笼子，将权力紧关，才能真正减少如湖南交通系统这样的塌方式腐败，才能真正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甚至不想腐。(半月谈记者 陈文广 史卫燕)

忏悔实录二：“一霸手”权力游戏玩转县域

权力变现两大路径：卖官帽、插手工程

　　在安徽萧县、泗县和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半月谈记者最近获取了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成为塌方式腐败发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萧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因犯受贿罪(非法收受共计人民币1869.2万元)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刘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贿赂2929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县10年间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2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批发官帽子、权钱交易是落马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泗县也查处干部近百人。

　　毋保良：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解决了提拔、重用和调动问题；还利用职务的影响，为一些建筑商承揽工程，给发包方打招呼，也为一些开发商的拆迁和楼房预售单独吃过“小灶”，还为一些给我送钱的企业在贷款和融资方面提供帮助。

　　到萧县担任常务副县长半年多之后，有时发现有的干部在节日期间没有给我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我有意见，我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他了，直到这个干部在节日过后补上礼金之后，我才算放下心来。

　　晏金星：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他们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有的拉关系，有的逢迎拍马，有的送钱送物。凡此种种，不外乎干部谋求职务升迁、得到工作支持；企业为了谋取更大利益。

　　刘家坤：我利用手中权力，以情妇为工具，收受太和晶宫集团董事长1300万元作为上海购房款。该公司在太和承建的民安路工程审计、房地产开发中碰到诸多方面的困难，如与地方铁路矛盾、缓交出让金、工程施工等，我就有求必应地帮其解决困难谋取利益。

思想底线如何步步失守

　　晏金星：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作为县级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贡献不比他们小，但待遇和他们没法比，于是思想防线出现了滑坡。后来，对他们宴请和钱物的馈赠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原则底线。

　　毋保良：参加工作30年，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但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金钱就是实力的体现，有了钱就可以拥有一切；同时也认为，自己工作大半辈子，趁自己有权有势，多捞点钱留退休以后享用。

　　2005年下半年，我在贪婪和恐惧心态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我弟弟开办酱菜厂，把自己收受的钱财投入到酱菜厂，以便漂白赃款，规避组织调查，自作聪明地认为总算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到了2008年初，面对收受的如此多的钱财，我的恐惧心理逐渐加重，贪婪、侥幸和恐惧三种心态在激烈斗争。在这种混合的心态支配下，我玩弄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花招。一是把酱菜厂搞股份制，以我朋友的名义占有500万元的股份，并安排我弟弟在以后组织调查时谎称其余股份都是他赚的钱。二是把有明确利益诉求的人送的钱，数额较大的钱和“口碑”不好的人送的钱，能退的退掉，以舍去一部分非法利益来达到保全另一部分非法利益的目的。

　　2012年春节前，我感觉组织上在调查我的腐败问题，心里十分害怕、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退赃，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还指使妻子转移财物，和个别送钱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调查，还多处找关系试图阻止组织调查。

　　刘家坤：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在我身上变成“权为钱所用、利为己所谋、情为乐所系”。我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与一名女商人婚外恋，并且非婚生育一名男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成长，我和情妇整日忧虑重重，一有风吹草动就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害怕组织查处，媒体曝光。为了孩子上学不受人背后指指点点，我们在上海为其买房用于生活学习。看到所住小区豪车出入，个个名牌、珠光宝气集一身，很是羡慕。加之我的年龄、职务任期将要结束权力生活，便利用权力乱伸手，收受了一笔笔贿赂。

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刘家坤：在县内外都知道，太和县的工作没有刘书记的支持是干不成的，刘家坤的软肋是他的情妇。于是，我的情妇就成为想利用我手中权力办事之人的敲门砖。我受贿的方式，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手、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晏金星：我拥有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安排、大额资金拨付调度的决策权。由于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加上个人私欲膨胀，久而久之，问题积累越来越多，到被举报查处后悔已晚。

　　毋保良：县委书记在一个县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人给我提意见，更没有人给我指出我身上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我成为始终处在没有人监督的“真空”之下的一个“自由人”。

一个人带坏一个县

　　刘家坤：我是太和县委书记，又曾担任过阜阳市国土局长，由于我在开发商面前行为失范，上行下效，太和县的一些权力部门贪腐官员跟着我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买私卖土地、私改规划，私调建筑容积率、乱建小产权房、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太和的发展环境受到了破坏，失去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很多外商想投资都不敢来，广大群众、干部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以我为首，分管县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等一批十几人从科级至副厅级的干部贪腐被查处。

　　毋保良：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许多正派的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拔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

　　我作为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其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混乱。“事事钱开路”的观念在萧县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气，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