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国土厅被指不作为:福建浙江投资人被套牢亏损50亿

“50亿巨亏”

　　“保守估计，我们10个煤矿这3年的损失超过了50亿！”福建籍投资人黎宇光愤然道。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分布于山西大同、长治、晋中、吕梁、忻州、朔州6市的上述10座煤矿，有4座归属山西煤炭运销集团，1座归属同煤集团，其余均为地方主体兼并整合煤矿。

　　黎宇光表示，10座煤矿中多数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大部分煤矿归属山西省属大集团或地方企业，但前期真正的投资人均是在各矿中持股比例为49%的民营企业。这样的合作方式令闽、浙投资人不堪重负。

　　此前，山西煤炭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曾受到外界广泛关注，被视作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早期实践。“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完成时，山西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占比高达53%，超过了国有与民营办矿的总和。

　　3年中，由于无法换领新的采矿许可证，10座煤矿不仅错过了煤炭行业的黄金期，同时让众多闽、浙投资人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黎宇光告诉记者：“福建、浙江两地的融资成本非常高，我们每年至少要支付30%的利息。包括购矿价款、资源价款、建设成本、拆迁补偿等，每个矿平均投入都在四五个亿。3年的时间，仅财务成本就得付出四五个亿。”

　　张安平也认可“矿均亏损5个亿”的估算。除了高昂的财务成本，张安平有着更多难言之隐，“我们当中，有的煤矿每年要支付上千万元的‘农村既得利益款’。虽然这5年未产过一吨煤，但国有控股的煤矿还必须要承担省政府下达的低收入家庭的供煤任务……”

　　“去年移除地上障碍物，仅电线杆一项就支出过千万；给低收入家庭的供煤任务是2万吨，买煤也花了近千万。还有人员工资、农民补偿等等，不敢细算！”谈到这3年的巨额投入，另一位闽籍投资人向记者诉苦。

　　由于80%的投资来源于民间融资，黎宇光直言“压得喘不过气”。

　　3年中，10座煤矿的投资人会经常聚到一起，大家更多的是发一通牢骚，然后再相互安慰鼓励。每一次的碰面，最后都是无奈与沮丧。

　　“敢怒不敢言，怒只能藏在心里!”黎宇光难以掩饰心中的不满。

焦灼的等待

　　今年4月22日，山西省政府召开了第42次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采取市场化办法公开出让煤炭资源，在新的办法研究出台前，暂停以协议方式配置煤炭资源，暂停审批露天煤矿。

　　前述山西省煤炭厅中层领导表示，会议并未对这10座煤矿的变更情况作出明确安排，只是提到“暂缓办理”。

　　然而，在众多闽、浙投资人看来，10座煤矿的现状已岌岌可危。“暂缓”的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会多一分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

　　据悉，上述10座煤矿均出现长期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由此引发了部分煤矿职工的上访。而村级利益的无法正常兑现也激化了村矿矛盾。

　　与此同时，由于井工系统已全部关闭，上述煤矿均按照露采方式编制了《地质报告》、《储量核查报告》、《初步设计》、《开发利用方案》等基础报告。如今，此前换领的为期两年的井工临时采矿许可证即将到期，按照有关规定，10家煤矿已失去换领长期采矿许可证的资格，届时，10家煤矿将失去采矿资格。

　　一煤矿所在地的县委书记对于上述煤矿的窘境颇为同情，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老板们融资成本很高，非常不容易！我们也想让煤矿尽快开，既能够服务地方经济，还能弥补我们税收的不足。”

　　3年中，虽然省、市、县多方都在积极推动，但10座煤矿换领采矿证的“马拉松”还是没有抵达终点。

　　对于现在的困局，多数煤矿投资人直指山西省国土厅“行政不作为”、“人为拖延”。黎宇光表示：“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走群众路线，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而我们的问题却在一个环节卡了3年。山西这样的投资环境，我们福建、浙江人今后还敢来投资吗？”

　　今年5月初，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八巡回督导组在山西晋城市进行巡回督导、调研。万般无奈之下，10座煤矿向中央督导组递交了“关于山西十家煤矿三年时间无法换领露天采煤许可证的情况反映”。

　　眼下，除了焦灼的等待，众多投资人每天最为头疼的事情，就是如何应对络绎不绝的讨债者。

　　黎宇光坦言，如果换领露天采矿许可证之事继续拖下去，10座煤矿的投资人估计会有人走投无路。

　　对于此事件的相关进展，本刊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