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引质疑 鉴定费去向不明(图)

　　6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题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内幕》（以下简称《内幕》）的报道，质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规办”）“一边组织课题评审，一边自己申报课题；一边规定未结题不能申报新课题，一边是负责人多个课题未显示结题信息又承接新课题；负责人家属和合作单位也获得了国家课题”。

　　全国课题评审内幕：全规办袁振国家属也获得国家课题

　　报道发表当日，全规办没有对本报作任何回复，但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公告，声明该办对课题的申报、评审、结题都有明确规定和严格程序。

　　然而，中国青年报从读者中获得的反馈信息与全规办自己的说法恰恰相反：多名教育科研人员来函来电，讲述自己在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时的奇怪遭遇，并对现有的评审规则和程序提出了强烈质疑。还有部分教育科研人员表示，全规办在课题成果鉴定时，鉴定费也存在去向不明的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该院。记者 谢湘摄

成果鉴定费被要求直接汇至全规办某工作人员名下，且只有收据没有发票。图为全规办2009年开具的一张3000元现金课题鉴定费收据。资料图片

　　带着一些新的问题和质疑，中国青年报记者希望向全规办负责人求证，但多次联系均未获得回应。

国家重大课题的公开招标为何被随意取消

　　北京某高校教授赵宇（化名）长期关注教育改革、教育公平问题，是全国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然而，2006年，他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时，却遭遇“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

　　那一年，他根据当年度的《课题指南》，准备申报“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教育公平和效率问题研究”这一国家重大课题。这也是当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唯一的一项国家重大课题。

　　《课题指南》中清楚地注明，国家重大课题为招标课题。

　　赵宇说，国家重大课题强调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合作，对研究团队要求很高，为此他们做了精心准备，甚至邀请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高校的研究者参与，“最后形成了厚厚的一整套申报材料”。

　　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将申报材料送至全规办时，却被告知招标取消了，这个课题直接交由袁振国承担。

　　全规办2006年的立项课题名单显示，袁振国确实获得了该年度的“1”字号课题，课题名称与《课题指南》公布的名称一致，当时其工作单位显示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时任该司副司长。

　　赵宇说，教育部社科司正是负责组织、协调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并指导实施的单位。

　　他对全规办的这种做法非常生气：“我知道，即使是公开招标，也不见得没猫儿腻，不过程序还是会走的。但是，这次却连程序都不走了，本来是面向全国公告要公开招标的，却说废除就废除了，让我们这些申报者白费很多工夫，这样弃规则于不顾的情况，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知情人士介绍，由袁负责牵头组织的“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教育公平和效率问题研究”有头无尾，最后“既没有出书，也没有出正式的课题报告”。

　　记者查阅了2004年以来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鉴定结题一览表，确实也没查阅到该课题的结题记录。

　　后来，赵宇又接连申请过几次全规办的课题，却一次也没申请上。“全规办的课题评审过程非常不透明、不公开，这在教育科研领域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对此怨声载道。”

　　这一看法，也获得了湖北某高校一知名教育研究专家的认同。这位专家曾多次申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也总是榜上无名。他说：“连我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我们这些专门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总是拿不到课题，倒是全规办自己的工作人员和教育部的一些官员能够比较容易地拿走一些课题，可以说他们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较多地占用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和资源。”

　　江苏省一所高校的教师也打电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就他了解的情况看，“公关”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他熟悉的人中，就有多名高校教师或行政领导，在没有或缺乏研究基础的情况下，获得了全规办国家级课题的立项，“一些搞农学、旅游、党史的，却申报上了教育领域的国家级课题，这不是笑话吗？”

　　根据他的提示，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了部分获得立项的人员研究履历，发现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这名教师说，申报课题时，论证报告需要看前期成果，“他们没有前期成果，怎么拿到了课题呢”？

　　曾当过评审专家的浙江某大学教授李新（化名）表示，没有相关研究基础的申报者，确实不应该获得这么高级别的课题，因为这种课题不是给新手准备的，申报者应当具备一定研究水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