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洗牌”后的利益分配
两区合并，变动最大的就是机构的精简、统一。这是一个城市的重大决策，牵涉到被调整方各个层面的利益。
“相当敏感和复杂。”民政部区划司区划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每次的区划调整前期都是保密的，消息公布时对民众来说很突然，实则酝酿了很长时间。”
对于所有被调整区域的公职人员来说，“并区”是一次彻底的洗牌。
一年多前，李东(化名)被调入原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不久后，便经历了这次“并区”。李东记得那段时间整日地开会，由区里部署调整的具体工作，对于媒体的采访，他们当时也无暇顾及了。
北京“并区”的整个过程显得雷厉风行。2010年6月，区划调整方案被中央批复后，全市召开了全市厅局以上的干部会议，7月1日，四个区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座谈会，7月份新东城区已开始合署办公了。
“在机构编制、人员、岗位确定之前，有关系的开始找关系，没关系的则是感觉前途未卜。”原宣武区的一位公职人员向记者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在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中有四五人进行了分流，在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以后，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员多了，但总的人数少了。”
“分流一般有几种形式，有些人被调到市里，有些人则被派出去学习，另外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则鼓励提前退休。”李东向记者介绍。如今 ，合并后，他所在机构的副处级的干部比原来多了，晋升的几率就小了。李东身边的很多同事，有人正期待每一两年的一次人事调整，就赶上了“并区”，于是少了一次晋升提拔的机会。
哈尔滨香坊区和动力区的合并就显得压力更大。原动力、香坊两区的处级干部达500人，科级干部就有1000多人，当时只有不到50名的干部可以分流，其他人员如何安排，成为并区最大的压力。
相对而言，进入新西城工作，李东是幸运的。“新西城管辖范围大，舞台更广阔了，责任也更大了。”对于调整后的工作压力，李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因为一些老人和不适合留任的人员被分流了，合署办公后效率就高了，原来5个人干的活现在3个人来做，成本也降低了。”经历东城和崇文合并的原崇文区老干部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且，由于两个区的人合署办公，在管理理念上、工作方式上的交锋反而带来了一种活力，“这种感觉是好多年都没有的了。”
改变带来的也不全是压力。区划调整之后，干部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及一些激励政策就高不就低，“哪个区的好就用哪个区的。”李东说，这样的优势互补还用在了街道管理上，比如以前宣武区打造街区文化品牌的手法就被新西城所吸纳推广。
这是一种“1+1>2”的合并，在天津滨海新区，这种行政整合后的力量更为明显：三区一盘棋，曾经所涉机构太多、区与区之间行政办事难协调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至今，中国很多城市的行政区划还是沿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版图，那时候，城市很小，城市的行政区则更小。相对于后来形成的城市新区，老城区的面积已经显得微不足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卢湾这样一个只有8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设有和1000多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一样多的行政机构。对于老城区来讲，以“并区”的方式精简行政机构、整合行政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对于新区来讲，虽然原浦东新区有着5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但站在打造世界“中心”城市的野心上，浦东新区需要更广阔的土地、更高的视野、更全局的规划，再纳入一倍的土地也不在话下，滨海也是如此。
对开发区来讲也是如此，如果说，老城区的“并区”是百姓喜闻乐见的行政精简，那么对于新城区来说，并区就意味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上面坐着雄心勃勃的掌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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