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治愈者因过度用激素集体患股骨头坏死(图)

　　“就那一年多，我就觉得活不起了。”

　　抑郁症在“非典”后遗症患者中普遍存在。据他们自己统计，像杨志霞这样的重度抑郁症患者能够占到整个“非典”后遗症群体的五分之二。

　　在“非典”中失去4个至亲的杨志霞曾经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我真的特别愁，我自己疼我都能忍，思念亲人我就不提了，这个按说在别人那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在我这都不成问题，排不上号。我的子女教育怎么办？俩孩子都处于没爹的状态，一个孩子还有病，将来我们养老怎么办。”

　　杨志霞说，在没有孙子之前，一度觉得活着没劲。“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挺着呢，是因为孩子没工作、没娶媳妇，那会有劲，得顶着。孩子娶了媳妇以后，就那一年多，我就觉得活不起了。”

　　小孙子的出世为杨志霞带来了希望。杨志霞笑着说，自从有了孙子，感觉自己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比以前强了很多。但失眠的状况仍旧没有改观，长期失眠使杨志霞看起来一脸的疲态。

　　方渤也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这个年过60岁的男人在这个群体中扮演着带头大哥的角色，他手里有着一摞厚厚的有关他们这个群体的各种材料。很难想象，这个带着一股子责任感的汉子曾经自残，甚至想过自杀。

　　2009年临近中秋的一个夜晚，方渤做了一件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在小酒馆喝酒的他砸碎了酒瓶，然后重重地朝自己脑门上戳了下去。这次自残扎伤了方渤的眼角膜，虽然不会导致完全失明，但他却无法兑现承诺，在死后捐献眼角膜了。

　　如今坐在望京医院的骨科病房里，方渤额头上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见，而曾经受伤的右眼，眼球已经变得浑浊。

　　“其实我觉着我活着一些承诺实现不了，但是我有些东西在死后能实现，我捐献我的遗体跟眼球角膜，我觉得这就是我死后能做的事，但是没想到就我那么一个不明智的做法，把我死后的承诺也给打破了。”

　　方渤说，他曾以为“非典”是一场噩梦，但是他错了。“最大的痛苦来自‘非典’之后。”

　　就在采访的当口，方渤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他原本已经戒烟，虽然知道抽烟会加重肺的负担，但他说他离不开烟了。即使上午他带氧气管的时候也依然抽烟，浓厚的烟味弥漫整个病房。偶尔有护士进来检查，什么也没有说。

　　“大家都认为这个病是疑难病。”

　　方渤是陈卫衡这里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在髋关节坏死之后，他的肩部也坏死了。

　　据陈卫衡介绍，股骨头坏死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迄今为止仍被公认为疑难病。

　　方渤曾经为了寻求“解药”，做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2004年，方渤接受了全国首例双侧股骨头植骨手术，不过，这例可能为骨坏死患者治疗带来破冰的手术并没有能够遏制住骨坏死趋势，“股骨头还是塌陷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方渤陆续接受了两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将人工的股骨头植入体内，替换掉已坏死的部分。而目前，150多个非因公患者中，有大约百分之十的患者像方渤这样，换了关节。

　　“这个数据不像普通患者人群换关节的比例那么多。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诊断早治疗早的原因。”陈卫衡解释说。

　　陈卫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股骨头坏死分为四期。四期最为严重，必须要换关节；三期的时候股骨头就已经塌陷。“大部分医院认为三期就已经该换关节了，我们医院还是尽量的保住关节、留住关节。”

　　相比之下，一二期的症状要乐观一些。“一二期的患者通过治疗能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没有症状，就是不痛了，另外一个就是功能保持的比较好，力量也够，活动量也够，走路没问题。”

　　不过，对于方渤来说，一轮接一轮的手术没有重新换来健康。“双膝骨坏死”、“双肩骨坏死”等症状接踵而来。这一次住院就是因为入冬之后方渤感觉肩很痛，所以来治肩。“我早上起来洗脸，都不是手找脸，而是脸去找手，因为胳膊抬不起来。”

　　虽然方渤的病情很重，但陈卫衡说，相比普通同类病的病人，“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病情恢复的还是要好一些。

　　“当然了，每个人的病情轻重本身也不一样，确实也有一部分病情已经比较严重，已经换关节了，但大部分的关节还保留着，大概处在一种基本生活还是能自理，但是劳累、变天时还会有症状，比如疼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还会来这里拿点药吃一吃，但平时也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