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路长 赤子情深——南侨机工的家国壮歌

　　他们原本是店员、工人、工程师、教师、学生……可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们毅然放弃在海外安稳舒适的生活，告别亲人，回国参加抗战。

　　他们成为汽车司机、修理工，共有9批3200多人，其中福建泉州籍的有300多人。

　　他们奋战在“抗战生命线”——1146公里长的滇缅公路上，有1000多人牺牲，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人倒下。

　　他们用平凡的生命，活成了最耀眼的英雄模样，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家国壮歌。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

　　岁月流转，山河重光，但英雄从未被遗忘。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是荣耀、是崇敬，更是无尽的思念，是那祖祖辈辈不曾忘却的纪念……

　　一幅画像寄情思

　　2025年9月18日，在位于云南省瑞丽市畹町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76岁的骆汉聪在子侄的帮助下，颤抖着双手，将大伯骆显祖的画像贴到英雄墙上。

　　英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南侨机工的照片，骆显祖的画像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个位置，列第723位。

　　这幅画像，是骆汉聪根据父亲骆显荣生前对骆显祖相貌特征的描述，结合骆显荣的容貌，请人用AI生成的。画像中的骆显祖，神情坚毅，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岁月的尘烟。

　　骆汉聪拜了又拜。此刻，他老泪纵横，说：“阿伯，我们带您回家了！”

　　边城畹町，成为骆显祖永远的家。而他的老家，则在2000公里外的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玉埕村。

　　骆显祖很早失去双亲。作为家中老大的他，从小就挑起抚养照顾弟妹的重担。1932年，19岁的骆显祖在将年幼的弟弟骆显荣、妹妹骆素珍托付给姑姑，将二弟骆细法寄养在村里一大户人家后，便跟着一位堂伯到马来亚打工谋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中国沿海港口的陆续沦陷，1938年8月建成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当时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在国内急缺驾驶与维修人才的情况下，1939年2月7日，华侨领袖、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发出征募华侨机工的通告，并先后组织9批3200多名华侨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共赴国难。

　　1939年底，15岁的骆显荣收到大哥骆显祖从战火中寄来的第一封信，说他已经成为第9批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叫家里人不要担心。信里只有寥寥数语，却藏着赤子报国的决绝。彼时的骆显祖，正驾驶满载军火的卡车，穿行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腊戌，沿线悬崖峭壁林立，敌机轰炸不断，瘴疠弥漫丛生。南侨机工们以方向盘为武器，在枪林弹雨中抢运物资，1939至1942年间累计运送军需物资50多万吨。

　　1942年5月，第二封信跨越千山万水送达。骆显祖在信中说，惠通桥被炸毁，但他幸运地在炸桥前过了桥，现正在撤退中，等抗战胜利、山河重光，就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信中提及的惠通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1942年5月5日，国民党守军炸毁了惠通桥，将日军阻止于怒江西岸，但许多难民及部分南侨机工也因此被困于敌占区并惨遭杀害。

　　骆显祖躲过了此劫，却没躲过病魔的侵袭。这封满含团圆期盼的书信，竟成了最后的诀别。一个月后，第三封信寄至骆家，但这却是一份“死亡通知”。信中告知，身为分队副的骆显祖，在撤退途中，一路照料公文及指挥车辆，备受辛劳，病逝于下关医院，时年29岁。

　　三封浸透血泪的信，勾勒出骆显祖人生最后三年的轨迹，成为骆家三代人的精神寄托。后来，信虽不慎丢失了，但骆显荣将信中内容及大哥的故事一遍遍讲给子女听，寻找兄长遗骸成了他毕生执念。他曾向返乡的其他南侨机工打听消息，却一无所获。1990年，失联多年的二哥骆细法从台湾归来，一句“一定要找到大哥”，更坚定了骆显荣寻亲的决心。2007年，骆显荣临终前，向子女留下最后的嘱托：“去找到你们的大伯……”

　　遵照父亲的遗愿，骆汉聪踏上了漫长的寻亲之路。转机出现在2023年4月，骆汉聪的弟弟骆汉逸从媒体上看到志愿者帮助寻找南侨机工的信息，就让儿子骆杰锋上网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骆杰锋在云南档案网上一份南侨机工名录里找到了“骆显祖”的名字。随后，骆汉聪的儿子骆国山向云南省档案馆申请调阅档案，终于确认骆显祖为第9批南侨机工。

　　骆汉聪联系上晋江人、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林晓昌，在其帮助下，获得了骆显祖的更多信息：骆显祖毕业于厦门市立小学；归国后在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参加集训；后因“技术品性学识均佳”，升任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驾驶士分队副；在抗战中恪尽职守，直至积劳成疾，于1942年5月17日病逝于云南大理的下关医院。

　　2025年5月，林晓昌回到晋江后，特意请骆家后人过来会面，并邀请他们参加9月在云南畹町举行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于是便有了开头的这一幕。

　　骆汉聪在向父亲祭告终于找到大伯下落后，有了新的念头，那就是与家人一道，再跑一趟云南大理，设法寻到骆显祖的骨骸，带回家中，让大伯魂归故里，与亲人团聚。

　　一抔红土伴忠魂

　　提起11年前的“灵光一现”，晋江市东石镇侨联副主席蔡东晞至今仍庆幸不已。2014年9月18日，时任晋江市东石中心小学校长的蔡东晞在翻看报纸时，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特殊勇士——南侨机工》。他心里一动，说不定，在20世纪30年代下南洋、此后却一直杳无音信的爷爷蔡长世，就是一名南侨机工呢！

　　蔡东晞通过旁人联系上了晋江东石老乡、在云南畹町做生意的林晓昌。林晓昌是第5批南侨机工林福来的义子，也是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坐落于滇缅公路中国段终点畹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就是他出资捐建的。

　　林晓昌很快打来电话，向蔡东晞证实，蔡长世是第5批南侨机工。蔡东晞欣喜若狂，随即又泪如雨下。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早已去世的奶奶杨牡丹。蔡东晞赶忙到奶奶墓前祭告：“奶奶，我找到爷爷了！”

　　蔡长世是晋江市东石镇东埕村人，是家里的长子，原本跟着父亲在村里当一名木匠。1935年，20岁的蔡长世为了谋生，跟着几位同村的人一起下南洋。送别他时，刚结婚两年的妻子杨牡丹还挺着大肚子。这时，她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然而，让杨牡丹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别就是一辈子。

　　起初几年，杨牡丹常接到蔡长世的来信。从信中得知，蔡长世到马来亚的槟城后，在一家米行当店员，因为勤劳肯干，很受老板器重。随着米行业务的扩大，蔡长世被老板派去学开车，专门负责送货，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眼看要过上好日子了，就在杨牡丹充满期盼的时候，到了1939年，来信忽然中断，丈夫如断了线的风筝，音信全无。蔡长世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碰上什么意外？

　　云南省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寄来的相关资料，提供了答案，也让蔡东晞终于解开了有关爷爷去向的不解之谜。原来，他的爷爷是第5批南侨机工。

　　1939年5月22日，蔡长世与500多名同伴乘“丰庆号”轮船，从新加坡出发，在海上航行了三天三夜，经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上岸，转乘火车到达昆明，进了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经过短期的军训后，他们就开赴滇缅公路。

　　1941年的一天，蔡长世驾驶一辆满载军火的卡车，在途经滇缅公路上的重要咽喉之一——功果桥时，突遭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时年26岁的蔡长世不幸中弹牺牲，尸骨无存。

　　而在遥远的晋江东石，蔡长世的妻子杨牡丹对此一无所知。她以瘦弱的身躯，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杨牡丹将独生子蔡崇远拉扯成人，送他上学，培养成为一名教师。1989年，蔡崇远得病去世后，她又将全部的爱，倾注在5个孙辈身上。

　　蔡东晞至今还记得，在上小学时，他在奶奶的梳妆台上，看到摆着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头像。奶奶告诉他，这是他从未谋面的爷爷蔡长世。后来，照片不见了。蔡东晞猜测，应该是奶奶在心灰意冷之下，或是怕触景生情，将照片烧掉了。

　　据说，杨牡丹在年轻的时候，听到一个村里人说蔡长世在四川“打日本鬼子”，她本想带着年幼的儿子去四川找丈夫，终因路途遥远而作罢；又听人说不少下南洋的人都在那又找了老婆，或许蔡长世又娶了亲生了娃，她赌气道：“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找了！”

　　但心中的挂念，岂能轻易断掉。2009年，93岁高龄的杨牡丹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临终前，她交代孙儿：“记得去找到你们的爷爷！”

　　2015年8月，蔡东晞带着家人前往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来到了蔡长世的牺牲地——功果桥。蔡东晞在桥边祭拜后，捧起了一抔红土，带回晋江。他将这抔浸染过爷爷鲜血的红土，轻轻地撒在奶奶的墓头，说：“奶奶，爷爷回家了。”这对分别70多年的夫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得以团聚；这场漫长的等待，终于画上了一个温暖的句点。

　　蔡东晞说，功果桥的风会记得，滇缅公路的土会记得，蔡家的子孙更会记得：有一位叫蔡长世的英雄，用生命践行了对祖国的忠诚；有一名叫杨牡丹的女子，用一生诠释了对爱情的坚守。他们的故事，是跨越时空的回响，更是永远的精神传承。

　　一张奖状铭功绩

　　3200多名南侨机工中，有1000多人为国捐躯，1000余人在抗战胜利后重返南洋，近1000人留了下来。蔡汉良就是留居祖国的其中一员。

　　蔡汉良的儿子蔡国伟原是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会计，退休后回到老家南安市东田镇湖山村定居。提起早已过世的父亲蔡汉良，他的眼神里满是敬仰：“父亲这一生，从南洋的火车司机到滇缅公路上的抗日勇士，再到家乡的普通劳动者，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

　　蔡汉良是第9批南侨机工。他自小命运多舛，5岁时曾被土匪绑票，7岁时父亲服毒自杀，8岁就开始帮人放牛。

　　蔡汉良的父亲有8个兄弟，都在泰国谋生。在蔡汉良10岁时，五伯父蔡兴普将他带到泰国读书；16岁时，蔡汉良到八叔蔡铁民开办的一家矿务公司开火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海外华侨中掀起支援祖国抗日的热潮。蔡汉良积极参加泰国华侨商会组织的抗日救国运动，经常上街卖花筹赈，抵制日货，并将月薪的10%捐出，直到回国参加抗战为止。

　　1939年，蔡汉良决心报名当南侨机工。怕家人反对，血气方刚的他干脆来个“先斩后奏”，偷偷跑到几百里外的另一个地方报名，加入了第9批回国机工队伍。在离开泰国前夕，蔡汉良给家中亲人留下了一封告别信。这时，家人才知道他参加了南侨机工。他的伯父和婶婶为此专门追到南侨机工的集中地之一——马来亚的槟城。婶婶对蔡汉良发了狠话：“今天是特意来追你回去的，你若不回，今后就永不相认了。”

　　可这依然没让蔡汉良改变主意。1939年8月12日，第9批南侨机工从槟城乘船启程，欢送的人群挤满了码头。人们唱起了那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告别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蔡国伟记得，多年之后，父亲有时会轻轻地哼着这首歌，只是那一刻，他的眼角布满了泪花……

　　据蔡汉良晚年回忆，回国后，他先是参加了南宁战役，日夜帮助运输兵员和物资；其后，作为分队长，他又曾带队开车运送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蔡汉良念念不忘的是，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前往滇缅公路慰问南侨机工，他作为机工代表之一，两次受到接见。陈嘉庚先生在听取蔡汉良用闽南语汇报南侨机工的情况后，握住他的手，说：“你们是华侨的骄傲！”

　　蔡汉良时常感慨，当南侨机工，意味着九死一生。1942年5月5日，惠通桥被炸断，蔡汉良所在的中队就有6辆车被阻在怒江西岸，随车的南侨机工大都遇难。而就在前一天，在保山的蔡汉良也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那天上午，他的好友、广东籍南侨机工钟少伟邀请他一起上街赶集。三天前，钟妻刚生一女，钟少伟想买只鸡给妻子坐月子。而蔡汉良刚好有任务，没有一同前去。

　　然而，就在这天中午12时，大批日本飞机轰炸保山。蔡汉良从驾驶室跑了出来，躲到旁边田埂水沟里，总算逃过一劫；正在赶集的钟少伟却没那么幸运，不幸遇难。

　　这一天，保山被炸死数千人。蔡汉良他们将车队疏散到大理后，又奉命回来运送掩埋死者。蔡汉良一直忘不了那天所见到的景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原本繁华热闹的保山几乎成为人间地狱。蔡汉良曾对儿子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目睹的最大惨剧。

　　1944年5月，蔡汉良被盟军总部选上，经过一番严格的特种训练后，被派往泰国，对日军的拉温军事基地进行侦察。他设法混进一家日本人开的菜馆当杂役，摸清了基地有关军事部署后，历尽千辛万苦，设法将情报送回。后来，盟军总部派出飞机，将这一基地炸成一片火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开始复员，陆续返回南洋。蔡汉良选择留下来，回到家乡南安。1979年，他从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退休。1990年，蔡汉良去世，享年72岁。

　　当南侨机工，成为蔡汉良一生的骄傲。这段经历，除了在他小腿上留下一处碗口大的伤疤外，还带来两枚纪念章：一是西南运输处颁授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一是云南各界欢送大会赠予的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以及一份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颁发的奖状，上书：“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

　　蔡国伟说，父亲生前精心保存的这些南侨机工证章，如今成了“传家宝”。看着它们，他仿佛听见滇缅公路上的引擎轰鸣声，看见父亲顶着炮火、在悬崖峭壁间驾车前行的身影……

　　一封家书照山河

　　“亲爱的父母亲：……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豫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社会上一个最不注意的虫，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怆心酸。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畏中，才更是令人哀惜不置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争斗，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世不曾辜负了。”

　　这是一位女南侨机工写给父母的家书。当泉州市泉州学研究所原所长、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名誉馆长林少川背诵起这封家书时，难掩哽咽。这一封家书，在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后，依然炽热滚烫，读来让人热泪盈眶。

　　家书的作者是泉州安溪籍华侨白雪娇，她是3200多名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她所写的这封家书，曾影响并激励许多南洋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

　　林少川是一位华侨史专家，40年来一直执着于南侨机工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时为华侨大学教师的他，曾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并深入云南、四川、广东等8省60多个县市，对100多位尚健在的南侨机工进行深度采访，抢救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南侨机工史料，也与这些历史的亲历者结下了深厚友谊。

　　白雪娇让他印象尤其深刻。因同为泉州老乡，两人见面分外亲切。白雪娇虽然只在1971年回过家乡安溪一次，仍乡音未改，乡情浓烈。林少川至今清楚记得当年会话的情景：白雪娇指尖轻触紫砂壶，在安溪铁观音的清香中，用流利的闽南语，回忆起参加南侨机工的过程，诉说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

　　白雪娇出生于马来亚槟城的一个华侨富商家庭,父亲经营一家橡胶公司，是陈嘉庚的公司在槟城的代理。她于1937年春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回到槟城担任教师。

　　看到陈嘉庚先生发出的招募华侨机工的通告后，白雪娇的心被点燃了。她深知，安逸的生活在破碎的山河面前毫无意义，于是下定决心弃笔从戎。为了避免父母的阻拦，白雪娇偷偷辞去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圭报名应征。“施”是她母亲的姓，“夏”指祖国华夏，“圭”与“归”谐音，意为“为华夏而归”。

　　出发前一夜，白雪娇饱含深情，给父母写下一封家书。1939年5月19日，这封家书在马来亚《光华日报》上发表后，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白雪娇的名字很快传遍南洋，感召着成千上万的华侨青年。而白雪娇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就在前一天，她已踏上归国的征程……

　　然而，当白雪娇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昆明后，虽然多次申请，却因女性身份，未能如愿作为机工前往烽火一线。她辗转到重庆，找到邓颖超。在邓大姐的建议下，白雪娇转赴成都就读齐鲁大学。其间，她积极参加大学生抗日宣传队，赴川北从事抗日宣传、慰问伤病员；她还将前线见闻写成报道，在马来亚的报纸上发表，以亲身经历激励更多华侨支援祖国。

　　抗战胜利后，白雪娇回到马来亚，重新成为一名教师，但她依然心系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她依据报上所载图样，秘密缝制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这面旗帜在她所任教的学校升起。白雪娇因此被英殖民当局逮捕，一年后被驱逐出境。

　　1951年，白雪娇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满腔热忱投入教育事业，以三尺讲台续写报国之志。2014年，白雪娇在广州去世，享年100岁。她的子女遵照其遗愿，将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大海里……

　　林少川说，白雪娇的一生，因那封家书而被铭记，更因对祖国的热爱而闪耀。今天，我们重读白雪娇的抗战家书，回顾南洋华侨抗日爱国的历史和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壮举，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22年10月，随着最后一位南侨机工、96岁的蒋印生在重庆与世长辞，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的家国情怀和赤子忠心，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并激励着新时代的人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