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守儿童日记》引发的思考

关注留守儿童

核心提示：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根据全国妇联调查数据，全国留守儿童人数约为5800万。留守儿童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的物质匮乏、亲情缺失、失学严重、安全隐患、心理压抑等等现象，日渐成为转型时期的中国不可回避的严肃课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近日，《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由北京时代华语联合江苏文艺出版社共同推出。与此前同一题材的新闻报道和出版物不同的是，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由留守儿童自己撰写的反映其真实生活的作品，共收录了220篇日记、21幅表达内心渴望的画、12封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作者是贵州省安龙县26个平均年龄为9岁的留守孩子。

　　他们不是中国留守儿童之痛的旁观者、俯瞰者、恻隐者，他们是当事人、亲历者，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上关爱留守儿童的大众或者是教育机构，甚或是政府机关，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个直面、了解这个特殊群体的窗口。该书出版后，迅速引起巨大反响，得到了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等名人的支持。

　　该书编者是这些小作者的小学语文老师杨元松。他说，之所以决定将这些日记结集出版，初衷是：“或许我们无法立竿见影地改变留守儿童的处境，但是一定要为他们探讨寻找美好明天的渠道和意志，让坚强的人认识更坚强的人，让处境相近的人互相激励，把苦难当作人生的财富！同时告诉全社会这些孩子真正的喜怒哀乐；告诉所有的寻求心理独立的人们，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稚嫩的文字更加励志。”

　　同时，出版方希望，人们既不要俯视孩子们的窘迫，也不仰视他们幼小身躯下强大的心灵力量，“只是平视这样一个人群的真实生活，如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浮躁、虚荣和不快乐，唤醒缺失但最需要的内心富有。”

　　希望孩子们的精神能够感动同龄人，使曾经娇生惯养的孩子能够更加独立、坚强，少些依赖。

　　希望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能够升温，关注的方式并不需要怜悯，更多的是互相牵手，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鼓励这批孩子们。

　　由于存在家庭教育缺陷、健康和安全难以得到保证，有的留守儿童从小就染上了诸多不良的社会习气，有的则因心理长期压抑而导致了行为的偏差或性格的扭曲，部分甚至成为让人难以置信的一系列恶性事件的主谋者或被害人。这也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一个女孩请假引发的连锁震撼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的出版缘起，源于2年前我国西南地区遭遇的百年一遇的罕见旱灾。

　　2010年春天，杨元松，贵州省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只是感觉“生活用水比往年困难一点”。和老乡们一样，他用自己的蛮干劲儿解决用水问题，丝毫没觉察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旱大战即将来临。

　　很快，杨元松发现，六年级的女孩杨海有点不对劲，每星期她总要请一、两天假，而假条上只笼统地说“家中有事”。两个星期后，他隐约觉得这孩子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单独找她谈话，这才发现，原来她的父母常年不在家，为了满足自己和两个弟弟的生活用水，她得背着大水壶到很远的地方背水，双休日带回家的水只够用两天，只得在平时请假。

　　孩子反映的情况让杨元松深为震惊，为了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用水情况进行全面摸底，也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写作能力，他让孩子们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日记写下来，结果，“这一摸就摸出了一大堆让人震撼的问题来。”

　　孩子们尤其是女孩，每天学习之余要做繁重的家务，早上天不亮和放学后要做两顿饭，要照顾弟妹，每天都要种玉米、种菜，到山中背柴、背水……

　　抱着半信半疑的念头，杨元松开始和同事连续对班上的留守儿童进行家访，事实证明，现实比他们日记中记述的严重得多！随着日记的一篇篇累积，杨元松和同事们一次又一次为孩子们的坚强、自立、懂事感动，也开始萌生一个念头：能不能让大都市的孩子们看一看山区孩子们是怎么学习、生活的？他决定将日记整理出版。

　　从2010年夏天开始，杨元松开始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的方式向各大出版社投稿，还自费去了两次贵阳、昆明和北京。原本以为这些日记，对出版社或出版商而言是“猛料”，可事实并非如此。稿件在各大出版单位之间辗转，有时候底稿投过去便石沉大海、再无回音，有的出版社表示可以出版，不过需要自费，得知杨元松没有经费后，事情不了了之。

　　杨元松没有轻易放弃，他一边继续收录着孩子们的日记，一边继续寻找着愿意出版的单位，他坚信自己搜集的日记是有价值的。

　　一年后，他的坚持盼来了结果。

一本放弃利润、放弃考核的重点书

　　“为一本书放弃利润、放弃考核，这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时代华语图书策划总监崔佳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批留守儿童日记时内心激起的情感波澜。

　　“因为离家很远，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同学不能回家吃午饭，我一直挨到下午放学，饿得好像肠子都不在了。”“我们想吃点东西都很困难。就拿包子来说吧……只在一些情况下，母亲偶尔会带我们到场坝上去，才有机会吃到……看见卖包子的人来了，就只有看的份。想啊！想啊！想啊！想得口水直流三千尺，想吃个包子竟难于上九天！”“不能再吃了，再吃明天就不够了！”

　　“留守儿童的话题就是这样一种现实的矛盾，我们既不能阻止它的出现，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它就像一个坚硬而柔韧的刺，扎进这个日益富足的国度，扎在一个个繁华的城市边缘，甚至乡村和山陵，一丝丝地让人生疼，终有一天会让城市中的你我产生巨大的痛感。”

　　抱着“必须要为留守儿童做点什么”的念头，崔佳忐忑不安地把这本书带到选题会上，由公司领导、编辑、营销、发行等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内部投票。最终，公司高层的一句话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要做，而且要大做，放弃市场化评估，放弃码洋指标，放弃利润，放弃考核。”

　　为《中国留守儿童日记》担任审校的工作人员说，孩子们的文笔并不好，由于忙碌和困顿，日记中的一些文字有些稚嫩，还有些错别字。“但就是在这些不很工整和稚嫩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贫乏的生活和困惑的心灵。审校稿件是件异常枯燥的事，而我们却常常在审校时落泪。”该书出版过程中，编辑组甚至萌生了一个梦想：“以此书出版为契机，促成留守儿童关爱基金的成立。”

　　参与该书编辑出版的人士表示，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很多媒体没有关注到的角落，比如前所未有地展示孩子们独自生活的全景，比如展示孩子们心声的照片、图画、信和文字。无论对于社会上关爱留守儿童的大众或者是教育机构，甚或是政府机关，这本书将为反映中国留守儿童真正面貌提供第一手资料。

一个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案例

　　如编辑组预想的一样，《中国留守儿童日记》自出版后，在读者当中反响热烈，读过这本书的人无不被孩子们的坚强、勇敢所打动。书评人白波表示： “当你读了《中国留守儿童日记》之后，你就会感到一块重重的石头压在你心头，压得你透不过气、压得你想哭、压得你一个字也读不下去却有满腔的话要说。”

　　与白波不同的是，豆瓣网友“成因因”则将这群孩子比作“一群精灵”，她并没有用“付之于怜悯同情的情感”来阅读此书，更多的是怀抱尊重，“阅读日记本身就是一件挚友之间才会做的事情，也是一件美好温暖的事情。那不过是一群孩子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种生活状态，他们才产生出了某种情感，并且写下这些文字。我们阅读了他们的生活，分享了他们的心事，并为他们的梦想祈祷，为我们的这些远方的小朋友祈祷，为这些小朋友所深爱的父母祈祷。”

　　根据相关报道，留守儿童，因为远离父母，不仅基本的生活没有保障，在整个成长阶段也会因为家人的疏忽引导而无法健康成长，有的孩子会经常逃学辍学，更有甚者表现出内心孤僻、情感冷漠的个性特征。据统计，留守儿童违法违纪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白波认为：“首先这样的《日记》应该多让孩子们写、多发表，让全社会更多人真切的感受到；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使他们不再为了挣钱而背井离乡，留住农民自然就减少了留守儿童；再有就是提高农民工工资，切实保护他们的利益，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享受生活，这也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而杨元松则认为：“最迫切需解决的是学习问题。因为学习教育联系到孩子们心灵世界的塑造。”

　　面对日记最终得以出版的结果，杨元松松了一口气，感觉一个心愿“大功告成”了。接下来，他打算继续收集孩子们的日记，再出一本书，让社会关注的热情不冷却。另外，他也打算联合学校的其他老师对孩子们的家长进行走访，希望能够在思想上动员他们更多关注自己的孩子，尝试说服他们能够寻找新的渠道回到当地工作，回到孩子们身边。

　　他最期待的是孩子们的精神能够感动同龄人，使曾经娇生惯养的孩子能够更加独立、坚强，少些依赖。同时他希望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能够不断升温，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鼓励这批孩子们而不仅仅是怜悯或者物质上资助他们。“希望全社会可以改变帮助的方式，让孩子们更多的走出大山，走出农村，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们寻找到人生新的目标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