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疯狂的学而思》将偌大的教育培训市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并持续在网上发酵。在刘女士看来,一次次报道之后,孩子们的负担没有减轻。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培训班里“泡”大的一代,躲也躲不开,减负风暴过后,一切如初。
一边是无法避免的无奈,一边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前段时间,培训机构推出“双十一”寒春联报优惠活动,刘女士果断刷卡,课程学习还要继续下去。
“只顾校园减负,而不管学生整体减负的减负政策是鸵鸟政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发禁令容易,把责任推给培训机构和家长也容易,但这无益于解决问题。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义务教育不均衡,中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不变,要想把学生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是很难做到的——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减负令,减少考试、减少作业,可是,在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下,离开校园的学生会一头扎进校外培训班。这不但没有真正减轻学生压力,还会增加家庭的焦虑和负担。
“目前,中国家庭教育在为竞争而学,还不允许失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如是理解,在这场竞争中,教育被彻底异化了,教育变成了家庭财产、家庭地位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