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课外负担建言献策 破解难题须综合治理

­　　改变，为何艰难

­　　“谁都认为该减负，减到谁家谁喊疼”。这句感慨说出了“减负之难”和“减负之困”。

­　　近年来，国家下大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素质教育，减负行动不断推进。然而却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新问题。几名政协委员表示，中小学生“减负”已从教育问题转变成社会问题。

­　　社会“增负”行为正在抵消校内“减负”成果。各地纷纷出台的“提早放学”“缩短家庭作业时间”等减负新政，在实践中被扭曲、走样和变形。校内减少的学习时间，直接被校外培训占用。家长三点半无法接孩子放学，无奈也只能将孩子送进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

­　　为什么会这样？

­　　家长在喊“难”。有委员在某省调研中发现，35.5%的家长认为减负会影响考试成绩。家长们的“成绩恐惧”被培训机构利用。许多课外培训机构不断宣称，“别人都在培训，就你的孩子没有”“少一次培训，少一份机会”“输掉补习机会就是输掉人生机会”，强化了家长焦虑，扰乱了教育秩序。

­　　学校在喊“困”。如果学生学习时间短了，升学率怎么保证？教师业绩怎么提升？所以，为达到升学率、优质率，许多学校要求学生每日作业由家长“例行”签字，教师通过微信内“批评表扬”，将校内教学任务变相推至家庭。于是，畸形竞争压力进一步传导，“狼爸、虎妈”成群产生，“减负恐惧”受到激励，原本良性的“家校共育”模式，也走偏了。

­　　培训机构在喊“冤”。学生、家长、社会有需求，我们满足这个需求，难道有错？校外辅导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就不能做？校内“吃不饱”，校外就得“加餐”，这难道不对吗？

­　　温雪琼认为，民众的教育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进入了“上好学”阶段，但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需要通过激烈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家长和学校都通过校外补课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

­　　身为北京四中校长的马景林委员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应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确实有些孩子需要校外一对一的帮助，但如果在这些民办机构里面仍然是重复式、训练式学习，学生的负担会成倍增长。”马景林呼吁减负不能以牺牲学校教育质量为代价。“学习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完全把学习说成很快乐的事，孩子们可能会有更多不合理期待，学习什么时候苦、什么时候乐，是可以研究的。”

­　　出路，仍是改革

­　　委员们表示，要充分认识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综合治理、疏堵结合，深化改革，精准施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主张，要加强综合治理。要治理无资质的“黑机构”，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提高依法办学和依法行政的科学化水平。

­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十分关注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问题。“近年来，部分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招生中的相互勾连行为，让家长极为不满。其中最为诟病的就是所谓‘占坑班’。”“应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彻底切断学校与培训机构背后的利益链条。”

­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河海大学副校长陈星莺表示，从教育一线的情况来看，学校课堂教学质量较高，学生课外负担就会比较轻。因此建议教育部门寻找“减负提质”的痛点、难点、堵点，通过落实课程计划、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规范作息时间等手段，全面提升课内质量，切实降低家长课外补习的需求。

­　　“可以将中小学学习的重点和策略，由单向和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转移到自主探索学习，注重发现和创造，以适应国家发展方向和世界发展潮流。”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及港专学院校长陈卓禧建议。

­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长邓健进一步提出了融合家校教育方式，建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兴趣发展为导向、以学生诉求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的建议。

­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也亟待纠正。”全国政协委员、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委白清元说。

­　　“还应持续推进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教师素质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革上海市委员会主委李国华表示。

­　　高考改革才是真正的“牛鼻子”。委员们认为，要加快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改变“唯分数”评价学生、“唯升学率”评价学校的片面做法，真正把减负的“指挥棒”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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