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西街大学士史继偕：不恋乌纱帽的“奇官”

祠堂屋宇梁架都被熏黑，据说是清代火灾遗留下的痕迹。

　　­其实也不能怪史继偕动不动就起辞职的念头，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从万历中后期开始，内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与万历怠政等重大事件；对外则有万历三大征与后金崛起等军事事件，还先后发生明朝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各种势力冲突、对抗，不仅大臣卷入，宦官、嫔妃、太子，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朝堂内外暗流涌动，稍有不慎，随时都会落入别人事先设下的政治圈套之中。权倾一时的“红人”如叶向高、方从哲、刘一燝、韩爌[kuàng]等内阁首辅，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同样也无能为力，他们有的下野避祸，有的直接遭受政治迫害，甚难独善其身。史继偕的急流勇退，除了个人性格因素使然外，当然也有时势变幻的因素。但在这些内阁大臣当中，绝没有第二个人像史继偕这么干脆，说不干就不干，乌纱帽一扔桌上，拍拍屁股即刻走人的。

　　­史美衍教授称，史继偕还在担任南京吏部侍郎时，有一次听说有官员告他儿子在海上抢劫，一气之下马上请求辞职，甚至没等万历皇帝同意就动身回泉州老家。结果万历皇帝不信那官员的说辞，差使者去安抚史继偕时，没想到他已经乘船走人了。后来，皇帝花了不少力气才把他又请了回来。

　　­仕途崎岖多次进退

　　­有学者说史继偕是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这可能同他的官场经历比较波折有关。

　　­明朝只有六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史继偕在朝当官时，除了兵部外，在其余五部都待过，算是一个阅历非常丰富、能力全面的官员。史继偕是在万历壬辰（公元1592年）考中了榜眼，随即获授编修（正七品官）一职。在紧接着的将近十年里，他步步高升，从七品一直提拔到正三品（南京吏部侍郎），后来又署尚书事（正二品），兼户、礼、工三部。这一路走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才高政廉，着力清除积弊”。看得出，史继偕对明王朝忠心耿耿，而且也是一位勤勉之人。据《明代三进三退的大学士——史继偕》一文所述，1611年，史继偕在考察都察院的监察工作时，纠正了不少失误。正是因为他严加稽覆弊端，对官员较为严厉，在获得清誉的同时，也为他招来了同僚的忌恨，所以开始有人不断给他“下绊”了。

　　­道光版《晋江县志》 在《卷之三十八·人物志·名臣》中是这样记载史继偕多次进退的事迹的：“以户部主事贺世寿风闻指摘，乞致仕。有旨称其学行，慰留之。会廷推阁员，忌者恐资次及继偕，故先发阻之。虽奉旨慰留，不获安其位，再疏乞归。抵家，再乞辞，并请罢斥。时廷推继偕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三辞，不允，始至京视事。命主会试，取庄际昌等三百人。七月，辽阳告急。神宗方深居禁中，一切命将请兵，疏皆不报。继偕累次连月会九卿科道跪请御殿，召廷臣图方略，均不得旨。再疏乞休，移近郊寺，拜疏辞朝，即日南发至浙。邸报升东阁大学士，时神宗已升遐矣。至家疏辞。天启元年六月，差官促就道至京，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而阮大铖、侯震赐等攻击愈力。乞归，至第十八疏乃允其请。加少保，荫子中书舍人……”

　　­据载，史继偕的“相国府”进深五落，前临西街，后至镇抚司巷，东至影剧院，西至究史巷，规模宏大。

　　­现存一些文史资料有更详细的记载称，户部主事贺世寿于1612年首先对史继偕发起攻讦，控告他想谋取辅臣李廷机的权力，并告他儿子在海上抢劫，不过并不成功，皇帝没采信，把已经一怒辞官的史继偕又追了回来；第二次是1618年，金军发动进攻辽阳告急，神宗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上朝，史继偕会同大臣们一起跪请皇帝临朝，抓紧搞好军备，结果皇帝不理。1619年，史继偕索性辞官，不顾皇帝挽留启程回家。后来光宗即位，晋升史继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又把他请回了京城；第三次是发生在1623年3月，吏部右给事中阮大铖捕风捉影地诬告说：泉州有一钱会是史继偕的儿子在当盟主，应追查严办。史料中，阮的用语极其恶毒。史继偕据理力争，具疏陈辨，并要求派抚按调查核实，熹宗对其好言安慰。但这时阮大铖作为东林党骨干，势力很大，一唱群和，刑科给事中解学龙、御史练国章等都纷纷上书攻击史继偕。史继偕一看这架势不对，就接连上疏请求去职归家。直到写了18封，熹宗才不得不应允，准许他辞职。清代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卷73·文简史联岳先生继偕》称：“(偕)为阮大铖所忌，从中挤之。引年疏十八上，乃得归。”

　　­另外也有文史材料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史继偕还有一次“退”的经历。当时他出任会试的考官，与大学士方从哲、户部张问达同为殿试读卷官，推选出晋江人庄际昌为状元。但是庄际昌进呈的卷子上，误将“醪”字写为“膠”字。于是有人借此攻击，认为史继偕偏袒同乡之人，有舞弊嫌疑。实际上，当时殿试读卷官总裁是方从哲，再说状元又是神宗皇帝亲点的，根本容不了史继偕作弊。史继偕受此冤枉，于是向皇帝递上辞呈。

　　­从史继偕的多次进退，以及他既不肯依附东林党，也不肯投靠“浙党”、“楚党”等派别上，不难看出，他是在坚守某种为官的底线。一旦有人要逼他破底线的话，他就不干了！也正是拥有这样的“自觉”，使得史继偕能在混乱的时局之下，保住了自己的清誉。在位时，史继偕还曾参与编撰《神宗显皇帝实录》，据《明实录》载，《神宗显皇帝实录》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始修，以张惟贤为监修官，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史继偕等为总裁官。1623年，改命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为总裁（史继偕此时已递辞呈），崇祯三年（1630年）十一月修成。

　　­1635年，史继偕离世，享年75岁，被朝廷追赠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8·冢墓志》：“大学士史继偕墓：在四都驷行烛台山。”即，史继偕之墓在晋江磁灶驷行山铺的烛台山上。

　　­爱乡故事仍在民间流传

　　­泉州威远楼，古时亦称“谯楼”，始建年代，众说不一。明天启六年（1626年），泉州知府沈翘楚重修谯楼时，史继偕曾为此楼书写《重修谯楼记》，勒石传世，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仓厫附·泉州卫指挥使司》收录此文：“郡故有谯楼，相传唐末·闽越·王审知抚有七闽，始开府治。前辟双阙，下累石如城。稍北九十步为应门。应门者，第二门也。历宋、元，因其旧，改谯楼为测漏所。后屡圮屡葺。至正（1341—1368年）年间，乃大新之，而旧志莫考。按陶人欵识，有‘至正元年’字，则建于是年无疑。我朝改郡为卫，正统年毁，撤而新之。而移其址于第二门，则实由正统（1436—1449年）间始……”史学专家认为，此文对于追溯泉州威远楼的历史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