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须向“穷二代”敞开大门

　　在昨天召开的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上，北京大学研究者发布了《首都高等教育质量和学生发展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目前211、985这类知名高校的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而高职高专中70%左右的生源来自农村家庭。（《京华时报》11月4日）

　　“穷二代”难上名校，这一复杂凝重的话题再度被调查报告通过清晰的数据用力表达。尽管该调查仅以首都70多所院校为考察对象，却具有反映国内高校生源阶层来源整体概况的意义。窥一斑而知全豹，结论也早已有之：高考面前人人平等，但国内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就学档次却可能因家庭背景而有明显差异。

　　据中青报报道，“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样本中得到的22万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报告表明，无论在哪类高校，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高考录取平均分都是最高的，比同类院校其他家庭毕业生高出15分以上。这意味着，作为经济最弱势的群体，农民与农民工家庭子女与其他家庭子女取得同样的高考分数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穷二代”上大学难，而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即上名校则更奢侈。能够印证这一结论的是，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这一话题被持续关注与热议。尽管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农村学生总体入学率大为提升，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从全国范围看达到了50%以上”。然而这一事实的背后，却是农村学生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例如，北大由过去的两到四成降到如今农村学生“只在一成到一成五之间”，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呈现出同样的势头。媒体甚至用不无凄凉的语言表述：“工农子女”虽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却日渐“下流化”，大量的农村学生，集中到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高校去了！

　　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达到50%以上，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考虑到巨量的农业户籍人口以及日益提高的高等学校升学率，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过半甚至以上实属必然。在全体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普遍更容易的背景下，“穷二代”上大学确实更容易了，但和非“穷二代”比较，恐怕差距还很远。君不见，由于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时代，大学文凭加速贬值，读大学在农村已经渐渐不再被视为“农二代”“鲤鱼跳龙门”的励志期待，加之对教育的投资日益高昂漫长，越来越多的“农二代”甚至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而城市家庭却不仅持续保持着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还越来越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穷二代”，即使接受着高等教育，也不过是档低质次的教育。由于长期存在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一“马太效应”，优秀生源、师资与教学条件不断向省会等大中城市聚集，导致强校越来越强，弱校越来越弱，农村学校更是被远远抛在后面。自主招生，往往只是重点中学的“盛宴”，农村学校更是被排斥在外。笔者深有体会，笔者老家所在的河南某县，近几年考入重点大学的人数不仅越来越少，而且屈指可数，导致全县教育界一片萎靡。名校，已成为农村孩子遥不可及的破碎梦想。

　　当“穷二代”们梦想难圆时，“富二代”们却早不屑于读国内的名校，纷纷留学镀金了。上名校难，仅仅是“寒门难出贵子”之“难”的一个方面。在现实中，“穷二代”们即使幸运的有机会到名校深造，也可能在将来面临学费贵、就业难、无爹可拼、在社会上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困境。前不久，媒体不是发出了“知识为何不能改变‘硕蚁’命运”这样令人悲哀的疑问吗？

　　当“知识改变命运”的奋斗箴言日渐失去“魔法”的今天，更要保障好“穷二代”们上名校的权利。事实证明，并非“穷二代”们不比别人更聪明努力，而是高等教育筛选人才的机制及由其所主导的基础教育体制存在某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地域区别的招生指标、倾向强校的自主招生以及类目繁多、旨趣各异的加分、减分等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村孩子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使“穷二代”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质朴信仰逐渐崩溃消解，使农村地区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度趋向衰减淡漠。

　　“穷二代”难上名校，不仅凸显了高等教育的困境，更揭示了基础教育的困境。正如社科院专家所言，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当静态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变成一场动态的马拉松比赛，过去尚可待在底层，现在就要使出全身解数，投入奔跑。假如停下来，即意味着再也找不到位置，哪怕是最底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