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是依据将具体某个城市列为重点战略城市的大公司数量进行排名;
一线品牌进入数量的排名只计算进入的品牌数量,不计算单个品牌的店铺数;
一线品牌进入密度是先将每个品牌在一个城市的店面数除以这个品牌在全国总店面数,然后再将140个品牌数据相加,得到一个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数据进行排序。
在这十个单项排名的基础上,我们又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具体计算方式为(一线品牌进入密度名次+一线品牌进入数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数量名次)×0.2+(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名次+机场吞吐量名次+外国领事馆数量名次+国际航线数量名次)×0.8=城市综合商业指数。之后,我们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指数越低则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
基于这个排名,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
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或为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或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这些城市理所当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战略要地。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县级市,处于最底端,但是在我们的划分中,中山市则属于二线城市。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分级方式也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比如仅就GDP规模而言,河南郑州在山东济南之上,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济南要高于郑州。
大公司投资于某个城市,以及公司人选择把自己的未来投资到某个地方,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我们认为,这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种未来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而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航线开通数量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这种信心有关。在我们调查的大公司战略重点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跻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条国际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新一线”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