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敏飞在接受记者采访
最近,冯敏飞历史文化大散文新著《危世图存——中国历史上的15次中兴》出版后,应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之约发表《超越中兴》一文,进一步阐释他对中国历史上“中兴”的理解,提出必须超越中兴,受到关注。
4月8日,三明市图书馆“周末讲坛”,一位睿智的中年男子,于讲桌前娓娓而谈,向观众打开了中国历史的一扇窗。此人就是冯敏飞,一位自称于“东南山国”中解读历史的作家。
偶发灵感笔梳历史
冯敏飞泰宁人,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三明分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小说创作为主,出版有长篇小说《红豆项链》、《兵部尚书佚事》、《京城之恋——柳永回忆录》等,其中《京城之恋》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省百花文艺奖二等奖。
冯敏飞涉猎长篇历史随笔创作是近年的事。他在接受采访时说,2008年国庆60周年前,有关部门询问相关选题。这一由头,触发他将历史上建国立朝60年之时写成书的灵感,写了《历史上的60年》。这本书出版后,社会反响较好,《人民日报》等发表书评,上过热销书排行榜,当时市委宣传部领导也予以好评,《历史上的60年》被评为市百花文艺奖一等奖,他深受鼓舞。紧接着,他创作并出版了《中国盛世》、《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危世图存》是去年10月出版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为该书作序。马勇在序中说,冯敏飞的这本《危世图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或者说是中国例证、中国范式。
无论在书中,还是在讲坛上,冯敏飞都尝试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他说,现在我们都讲到盛世,甚至商家都乐于使用盛世的招牌,这说明盛世一词很被老百姓接受。但我查了《辞海》等辞书,却发现没有收录相应词条。
冯敏飞说,中国历史上史界公认的盛世共43个,其中称为“盛世”者6个、“治世”者22个、“中兴”者15个。学者王观国在《学林》中写道: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
冯敏飞说,定义某个时段为“中兴”有两个前提:一是“一世之间”,隔朝代不算;二是如果前一任或几任帝王政绩不“衰”,那本时段也不称中兴,而称某某“之治”或某某“盛世”。
冯敏飞说,中兴之功是伟大的,诱人的。你想:一个王朝在危亡的紧要关头,通过改革不仅死里逃生,而且复兴起来,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纵观数千年中国历史,又不能不深为遗憾。可称为中兴的时代仅15个,显然太少。
中兴与改革密不可分
在冯敏飞看来,改革不是中兴的充要条件,不能说只要一改革就中兴。但改革是中兴的必要条件,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兴可言。
他说,世上万事万物唯有“变”之理是不变的。从原始社会到如今,何如天壤之别!历经无数方方面面的改革,一点一滴改进而来。改革是人类发展的常态,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史。周公制礼作乐,或可谓中国最早、最成功的政治改革。此前,人们总认为“君权神授”一成不变,王位是“铁饭碗”,怎么胡作非为都行。周公发现上帝的“任命”不是终身制,一旦失德上帝便会收回授权,因此必须重视道德建设。
洞悉历史,得有慧眼。一位听了讲座的郑姓市民说:“这是开智的讲座,观点也很独特。”冯敏飞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所有诸侯国都进行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重大改革。赵武灵王认识到:“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正视现实,承认弊政,重拾人心,是改革的前提。秦孝公正是认识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才不惜用“与之分土”的待遇高价从国外聘请商鞅来推行改革。
冯敏飞讲到,秦国改革不是最早,但“商君虽死,其法未败”,从惠文王至秦始皇又接连五代改革不止,没有其他六国那样变法与废法之反复,而坚持最长,改得最彻底,后来居上,最终统一天下,所创体制延续2000余年。
王安石的检讨书,在冯敏飞看来,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改革或者中兴之难。检讨书写道:“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之臣,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奸人毕竟是少数。正是庸人“和之于后”,成为奸人的帮凶,助长反对势力,才使得改革大业“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
冯敏飞认为,读史、写史能够丰厚人生。目前,他仍然潜心于史,相信不久又会有新著问世。(记者 苏诗苗 文/图)